夜来梦中忽还乡，不知怎么竟想起一物件——煤油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煤油灯伴我度过了农村的艰难岁月。

　　煤油灯下的岁月，至今回忆起来觉得是那么的遥远而又温馨。我清晰记得，冬季雨天，天黑得早，晚饭后一家围坐在圆桌前，父亲照例打开《文汇报》，我和妹妹做着当天的作业。这煤油灯芯捻得不能太高，不然多烧火油不说，最主要把灯罩也熏黑了。星期天，给煤油灯添火油、擦灯罩都是我的任务。擦灯罩用旧报纸最好，只能用软功夫，不然会把灯罩弄碎伤了手不说，那时灯罩还不易买到呢。就着这盏煤油灯，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妹妹还练出了一手好字。在学校她可是个小名人，老师唯她为同学榜样，有时还让她在家批同学的作业。就着这盏煤油灯，母亲教我背乘法口诀。做完作业，父亲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或给我们猜个谜语。什么“麻帐子，红屋子，里面住个白胖子。”我一听马上抢着喊“花生，花生！”煤油灯下传来我们阵阵的笑声。就着这盏煤油灯，我会把围巾一围唱起了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

　　有时刮风下雨，要走上十多里路才能到家。从学校出来一路上几乎看不到农民家有灯光，只能加快脚步，仿佛这样就不怕这夜路了。苏北乡村的泥路很滑，我总是一手把书包举得高高的，防止摔跤弄脏书包，一手撑着油伞。未料，一跤把伞柄一跌三段，滚了一身泥巴，这些都印在小小求学娃的脑海里。一路上只要转过大队部，经过三队、二队的田，到了生产队后面那座木桥，我便能看见妈妈给我留的灯光，那盏灯特别亮，因为妈妈把门开着，我知道，巴尔扎克的灯光在亮着……

　　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和妹妹在煤油灯下渐渐成长，后来家里随父亲调县城工作，我们也随之到了县里读书。条件好了，煤油灯逐渐被岁月淘汰。但我们把它带到了县城，1979年又随家搬到了无锡，放在阁楼的一只木箱里，偶尔停电时会拿出来用一下。春节时，母亲会把它翻出来擦亮。我想，母亲大概也是念着它的好处，一直也没舍得扔掉。

　　□唐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