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隽

　　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生产队出现一个远方的客人这件事更让人激动的呢？我们欢欣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迎来亲戚的那户人家，勾肩搭背、交头接耳，簇拥到人家门口、场前。

　　在孩子们幼稚的头脑里，这个居住着十来户人家、每家房子基本挨在一起的村巷就是世界的全部。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的核心，认识世界上的人也就这么多。我们熟悉这世界的一切，谁家有几个孩子几口人，谁家有几头猪几只鸡，谁家的自留地里种了啥蔬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闭着眼睛也能找到通往小河、竹岗、水田、岸田的路，也可以找到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所在。我们都以为，世界上所有的路就是村口那一条大道，它可以通往镇里、市里，可以通往北京，也可以通往国外。

　　远方的亲戚就是从这条大道上走来的，他们激发出来的幼童的想象也五光十色。是大地方来的，还是小地方来的，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会被人知晓，成为小伙伴们相互攀比的话题。我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或码头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或轮船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到自己家来。

　　小孩子进到车站码头接人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被他们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我们家有一房亲戚在浙江宁波，他们是乘火车搭轮船日夜兼程过来的，第一天上午坐绿皮慢车跑上六七个小时，从宁波到杭州，隔夜上船，一宿时间，从杭州到苏州，第二天中午再坐小火轮到梅村，此刻已是掌灯时分。轮船码头到我家有八里路，路途过于遥远，何况天色开始变暗，而在我们看来，距离码头的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摸黑走夜路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就想去码头接人。父亲说要去轮船码头接阿明娘舅一家四口，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姐姐的苦苦请求，爸爸同意带她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板车已经启动，我在后面拼命追，拼命哭，姐姐则坐在板车上幸灾乐祸。

　　阿明娘舅一家四口终于来了，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一个清秀的。娘舅肩扛手提，包里是代表心意的见面礼——宁波年糕和笋干、茶叶之类，一堆家乡的土特产。自从他们到来，一碗红烧肉在饭锅上蒸了又蒸，端进端出。阿明娘舅是山民，胃口大，喉咙响，三顿都吃饭，不喝粥，五大三粗的男人，居然会哼越剧。他说他们村里有戏台还有戏班子，男女老少都会哼两句。我越发稀奇，越剧不是女子唱的吗？

　　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国源叔，在某个冬季的清晨悄然而至。他瘦高的个子，虽只有三十多岁，却已银发掺头。国源叔在机械部长期搞发动机研制，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床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客堂中间的八仙桌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金黄金黄、松松软软的一块块。国源叔笑呵呵地递给我一小块，我小心翼翼地用前门牙咬了一小口，感觉如同吃到了天上才有的美味，接着第二口是一整块地吞，不出一分钟，桌上的一大盘就被我扫了一半。在天天吃粗粮的年代，能吃到名叫“鸡蛋糕”的洋玩意，只能让我想到天外有天，并为外边的天吸引。我就憧憬：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总有一天我的泥腿子要踏过去。

　　远方的客人，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光怪陆离的色彩和景观，更反衬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平淡。当然，他们在带来新的可能和色彩的同时，也把欢乐或悲伤，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半年，村里来了一辆吉普车，一直开到强阿婆家门口。那是个特别冷的下午，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强阿婆穿了最好的棉袄，朝着一个拄双拐的小伙默默迎去。“承志，你来了啊”，小伙抬头呼应外婆的凝视，他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了眼泪，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强阿婆家门口围满了人，大家都在议论她远嫁唐山的女儿和女婿死于地震，承志成了孤儿，来无锡投奔外婆。少了一条腿的承志成了生产队的一个传奇。传奇暂时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让他们忽略自身风雨飘摇的命运，让琐碎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

　　那个年代，在生产队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哪件事比得上远方亲戚的到来所掀起的浪头大，引起的话题多。它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讯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每年，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造访，却提醒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异，也引起了我们对不确定未来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