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2版:太湖周刊·文学

远方的亲戚

  □杨文隽

  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生产队出现一个远方的客人这件事更让人激动的呢?我们欢欣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迎来亲戚的那户人家,勾肩搭背、交头接耳,簇拥到人家门口、场前。

  在孩子们幼稚的头脑里,这个居住着十来户人家、每家房子基本挨在一起的村巷就是世界的全部。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的核心,认识世界上的人也就这么多。我们熟悉这世界的一切,谁家有几个孩子几口人,谁家有几头猪几只鸡,谁家的自留地里种了啥蔬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闭着眼睛也能找到通往小河、竹岗、水田、岸田的路,也可以找到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所在。我们都以为,世界上所有的路就是村口那一条大道,它可以通往镇里、市里,可以通往北京,也可以通往国外。

  远方的亲戚就是从这条大道上走来的,他们激发出来的幼童的想象也五光十色。是大地方来的,还是小地方来的,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会被人知晓,成为小伙伴们相互攀比的话题。我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或码头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或轮船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到自己家来。

  小孩子进到车站码头接人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被他们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我们家有一房亲戚在浙江宁波,他们是乘火车搭轮船日夜兼程过来的,第一天上午坐绿皮慢车跑上六七个小时,从宁波到杭州,隔夜上船,一宿时间,从杭州到苏州,第二天中午再坐小火轮到梅村,此刻已是掌灯时分。轮船码头到我家有八里路,路途过于遥远,何况天色开始变暗,而在我们看来,距离码头的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摸黑走夜路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就想去码头接人。父亲说要去轮船码头接阿明娘舅一家四口,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姐姐的苦苦请求,爸爸同意带她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板车已经启动,我在后面拼命追,拼命哭,姐姐则坐在板车上幸灾乐祸。

  阿明娘舅一家四口终于来了,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一个清秀的。娘舅肩扛手提,包里是代表心意的见面礼——宁波年糕和笋干、茶叶之类,一堆家乡的土特产。自从他们到来,一碗红烧肉在饭锅上蒸了又蒸,端进端出。阿明娘舅是山民,胃口大,喉咙响,三顿都吃饭,不喝粥,五大三粗的男人,居然会哼越剧。他说他们村里有戏台还有戏班子,男女老少都会哼两句。我越发稀奇,越剧不是女子唱的吗?

  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国源叔,在某个冬季的清晨悄然而至。他瘦高的个子,虽只有三十多岁,却已银发掺头。国源叔在机械部长期搞发动机研制,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床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客堂中间的八仙桌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金黄金黄、松松软软的一块块。国源叔笑呵呵地递给我一小块,我小心翼翼地用前门牙咬了一小口,感觉如同吃到了天上才有的美味,接着第二口是一整块地吞,不出一分钟,桌上的一大盘就被我扫了一半。在天天吃粗粮的年代,能吃到名叫“鸡蛋糕”的洋玩意,只能让我想到天外有天,并为外边的天吸引。我就憧憬: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总有一天我的泥腿子要踏过去。

  远方的客人,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光怪陆离的色彩和景观,更反衬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平淡。当然,他们在带来新的可能和色彩的同时,也把欢乐或悲伤,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半年,村里来了一辆吉普车,一直开到强阿婆家门口。那是个特别冷的下午,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强阿婆穿了最好的棉袄,朝着一个拄双拐的小伙默默迎去。“承志,你来了啊”,小伙抬头呼应外婆的凝视,他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了眼泪,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强阿婆家门口围满了人,大家都在议论她远嫁唐山的女儿和女婿死于地震,承志成了孤儿,来无锡投奔外婆。少了一条腿的承志成了生产队的一个传奇。传奇暂时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让他们忽略自身风雨飘摇的命运,让琐碎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

  那个年代,在生产队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哪件事比得上远方亲戚的到来所掀起的浪头大,引起的话题多。它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讯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每年,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造访,却提醒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异,也引起了我们对不确定未来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