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自明清时代起，就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南来北往的运粮之船，沿着大运河远道而来，汇聚在北门外运河沿岸的三里桥一带。史载，光绪年间此处有大小米行八十多家，吞吐量达七八百万石，三里桥也因此成为无锡米市的代名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三里桥的出现其实远远早于隋代大运河，这座小桥在静观运河历史沧桑的同时，已经见证了无锡文脉一千多年的延续。

　　其实在北塘，并不止一座三里桥，这一带一直有“三名四桥”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前，从无锡北城门出来，沿着古运河，由南向北共有四座桥，分别为莲蓉桥、三里桥和吴桥。明明是“四桥”，却只有三个桥名，这是因为在一里之内有“老三里桥”和“新三里桥”两座“三里桥”。不过，如果把时光再回溯到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这里其实还有一座“小三里桥”，而建造这座名不见经传小桥的却是赫赫有名的大画家顾恺之。

　　小三里桥原名“顾港桥”，康熙《无锡县志》载：“三里桥在北门塘，邑绅顾可学建。工人掘地得碑，上书顾港桥，为顾长康造。”顾长康即顾恺之，字长康，东晋时无锡人，是我国古代“才绝、画绝、痴绝”的水墨画鼻祖之一。顾恺之父亲顾悦之曾任无锡县令，后官至尚书右丞，康熙《无锡县志》载：“顾右丞祠，在邑之南林，祀晋无锡令顾悦之，明嘉靖中裔孙顾起纶建。”东晋时，小三里桥一带属于时常泛滥的芙蓉湖沿岸。这里沼泽遍地，附近居民出行需要漫涉浅滩，十分不便。顾恺之见状便向父亲反映，决定在此处河汊上修建桥梁，便利百姓通行。桥成之后，百姓为铭记顾恺之父子之德，取名“顾港桥”，勒石桥墩壁间以纪之。由于这座桥在无锡北门外三里，随着时光推移，人们渐渐以三里桥之名代替原名，一代代修葺传颂，元至正《无锡志》中就记载了“三里桥”这个名字。而这座小桥，也成了顾恺之唯一有史可载的生活遗迹，是晋代无锡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明正德年间，宅心仁厚的无锡乡绅顾懋章、顾可学父子，因见顾港桥年久失修，便决定带头重建，造福乡梓，这就是“老三里桥”的来历。没想到在施工时，竟意外挖掘到证明顾港桥乃顾恺之所建的古碑，顾氏父子正是顾恺之后人，见状大喜过望，认为是祖先在天有灵，冥冥中令其辉映祖德。顾懋章家族的乐善好施获得了福报，出了一门三进士，其中一位顾可久，在担任广东按察副使主持乡试期间，提携了海瑞。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光临老三里桥。据乾隆《无锡县志》记载，康熙年间，为迎接皇帝南巡，顾可学后人顾敦见北门土夯的官塘颓败塌陷，决定效仿先祖，在老三里桥运河沿岸用条石修筑驿道，长达二十多里，是当时常州府修筑最好的一段驿道，不仅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也为无锡米市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至今老三里桥段驿道仍存于岸基之内，是江南大运河硕果仅存的两条古纤道之一。当时有人讥诮顾敦捐资修塘为“痴”，顾敦笑对：“此我家事耳。”近百年后，顾敦之孙顾光旭依然关心着三里桥一带的发展，特地巡游石塘，检视破损情况，可惜此时顾家家道已然中落，只能空叹：“先公筑堤二十里，光旭愧不能修也。”顾氏一族千年来兴修三里桥、改建驿道的轶事，一方面证实了顾恺之一脉长期生活在三里桥一带，另一方面也向世人昭示了三里桥顾氏家族热心公益、为善传家的望族文化。

　　明代以后，随着三里桥运河沿岸日渐繁华，周边的风光景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始终矗立运河中心的“天关”黄埠墩，像接官亭、蓉湖庄、慈云寺、蓉湖楼等胜迹都先后出现，位于老三里桥北的天主堂是这片风光带里唯一留存至今的老建筑。当时，无锡一带的天主教徒很多，绝大部分是“网船上人”，而大多数渔民以家庭为单位作业，普遍困苦无依，入教后可以得到教会的庇护和帮助。渐渐地，北塘的教徒渔民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引起了无锡最大的米行老板之一蔡缄三的注意。蔡家的伙计需要频繁进出老三里桥，时而与渔民发生争道纠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1921年，蔡缄三决定在老三里桥之西的大运河与里塘河交汇处新建一座单孔石桥“砚坳桥”，由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作碑铭，百姓称之为“新三里桥”。蔡氏修建新三里桥，固然也是予民为便，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实业家追求效率与便捷的目标，折射出近代无锡工商文化的精明与善德。

　　随着新三里桥的落成，无锡诞生了这样一段民谣：“米市出名三里桥，三里桥街有两条，先小后大桥三座，三里三桥里程标。”抗战期间，新、老三里桥均被改造为水泥石头桥。新中国成立后，老三里桥被拆除，新三里桥则被改建为钢筋水泥桥，如今依然与运河流水相伴。只是流连于此，再也听不到昔日繁华米市的喧嚣，也闻不到那盈街漫巷的谷香，但我们相信，三里桥深厚的人文积淀，纵使岁月悠悠，也绝不会为时光所淡忘。（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