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唯

　　当下，稿费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的形式发放，虽然便捷了，但总觉着少了什么。我想起过去到邮局取稿费的情形。

　　过去的稿费单就是那种绿色的、长方形的、上面盖着邮戳的那种。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笔稿费，来自于电台，当那张绿色的纸片拿在手里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一是因为电台播出的文章，从收音机里传出后，消失于空气中了，不像报刊那样，可以对应着印刷出来的文字，证实你的劳动果实；二是稿费只有2元。

　　我是1976年参加工作的，工资每月是23元，按说能拿到2元的稿费也是很不错的事了，相当于三天的薪水啦，但一想到一大小伙子跑到柜台递上2元的稿费单，总觉着没脸面，有点掉价。在邮局门口徘徊了半天，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一位女同志接过稿费单，看了看，又抬头看看我，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我假装没看见扭头看周围环境，那感觉特尴尬。

　　为了不再出现那种尴尬场面，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等到电台的稿费单积攒到六七张的时候，再一并到邮局取出来。这样稿费也取了，面子也有了。

　　每次取出稿费，没有急着回家炫耀，而是直接去了新华书店。那会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批的中外名著陆续再版，书价也不高，一套四本的《红楼梦》，只要3元4角。现在书柜里的《战争与和平》《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红楼梦》《家春秋》《苦菜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中外名著，都是那时买的，而且都是用稿费买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掀起了一场自有新诗以来最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和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们一样，我读诗，写诗，近乎疯狂。经过多年努力，我陆陆续续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3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200多首。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张稿费单，诗友们嚷着要我请客。在他们看来，稿费是意外之财，用它请客吃饭天经地义。我也不含糊，更不小气，只是请客一次，就多了一次浑然不知中被人从酒桌上送回家的经历。

　　我拿稿费最多的一个月是2002年6月。那年，由日本和韩国两国共同举办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那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纷纷开辟专栏。其中《足球报》还举办了“我看世界杯大赛”征文活动。我从小喜欢足球，小学到初中还是校足球队一员。于是一边看球，一边拿笔速记，球赛结束，马上在电脑上把稿子打出来发出去。从5月31日开幕到6月30日结束，一个月的足球赛，写稿21篇，稿费3000多元（含获征文二等奖的600元奖金）。

　　2000年底，我离开小城调到省城。分配工作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到一家事业单位，二是到一家自收自支的文化类杂志社。我想都没想，也没和家人商量，当场表态去杂志社。在杂志社做采编工作的同时也开始更大量地写作。记得到杂志社第二年的年底，也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两个月没领到工资。同事们纷纷叫苦连天，我暗自庆幸还好有稿费帮我撑过了那两个月。

　　退休后，我写得更勤了，不止一个人说我写得太多了，稿费拿到手软，当然语气各有不同。之所以在别人眼里显得多，我想是因为现实的诱惑太多，很少有人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从一而终。毕竟写作是一条艰苦的路，许多人等不得，他们要马上可以看见的功和利。我承认自己原来也有小心机，既发作品，又得稿费，何乐而不为。后来慢慢发现文字的力量太强大，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富足，什么样的现实利益，都无法取代文字世界里的自我实现感，自己的价值所在！

　　很久没有收到稿费单了，很怀念过去上邮局取稿费这种带有仪式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