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今年8月，孙志亮先生的新著《保护传承利用中国大运河》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冠以“中国”，内容主讲“无锡”，初看颇觉名实不符，但全书看完，恍然有所领悟。无锡作为一个运河城市，不仅完美呈现了“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忧，因运河而欢”的本质与特征，也以1980年开启“无锡古运河之旅”、1983年编制古运河保护规划、2006年发布《无锡建议》、2008年建成运河公园等多项第一，成为中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先行者。古人说“黄山归来不看岳”。也可以说，一部无锡城市发展史，就是一本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简明历史教科书。读之不仅可以深切理解罗哲文先生说的“无锡水弄堂是大运河最精彩、最繁华、最令人怦然心动之处”，也会由衷赞同2006年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关于“无锡古运河开拓最早、保护最好，既是古运河的发源地，又最具原生态文化风貌，是古运河的绝版之地”的评价。
但学术研究终究是要靠证据、逻辑和结论说话的。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名郡如林的江南地区，还是在自古繁华的江南运河两岸，长期以来行政级别仅为“县处级”的无锡，何以能担当得起中国大运河的标杆城市，当然是需要小心求证和谨慎判断的。对此，本书作者可谓“大事不糊涂”，用功最勤、研磨最细。具体可从三方面来了解。
一是以伯渎河为中心，深度重构了古代江南运河的空间格局和中国大运河的知识构架。按照通常的看法，公元前613年开凿的荆汉运河是中国运河史的第一页（有专家认为同时开凿的巢肥运河实际上从未开通，先不计算在内）。结合仍在进行之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作者认为，3200年前吴国始祖泰伯开凿的伯渎河，“具备了运河的基本要素”，比荆汉运河早600年左右，由此得出“中国运河第一撬”就在今伯渎河梅里遗址。在重新确立了中国大运河的起点之后，作者按照“作为中国最早运河的伯渎河”“作为世界早期运河水系之一的江南运河网主河道吴古故水道由伯渎河延伸”“作为最早的中国大运河的吴国大运河由吴古故水道改道和拓展”的逻辑，重构了古代江南运河的空间格局，改写了中国大运河的知识构架，从而得出“无锡作为中国大运河起点城市”之新说。关于中国大运河的起点，如同江河探源工程一样，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如南京师范大学姜晓云研究员提出的“苏州中心说”，认为中国最早的运河是以苏州为中心，向北开吴古故水道、向南开百尺渎、向西开胥溪、向东开黄浦江而形成。这两种观点均有考古、历史、文献支持，其相同处在于都认为中国运河起点在古代江南核心区，不同之处则是在无锡还是在苏州？我个人认为对此不必急于下结论，而应以此为契机推动运河起点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二是以“无锡城市史”为中心，客观呈现了运河与城市相依共生的历史源流和内在机制。“运河城市”一名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在于它们遵循着这样两个普遍原理：一是“没有运河，就没有城市”；二是“没有运河发展，就没有城市升级”。一部无锡城市发展史，对此作出了生动诠释。首先，关于无锡和运河相依共生的历史，作者提炼出简洁明快的三句话，即“先有伯渎河，后有泰伯城”“先有闾江，后有阖闾城”“先有古运河，后有无锡城”，并以此展示了“没有无锡运河，就没有无锡城市”的历史演进路径。其次，无锡自建城伊始，就是一座运河城市。从远古时代的集市，到中古时期的县城，再到近代工商业名城和当代长三角重要城市，无锡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得益于无锡运河的开凿、疏浚、拓展、新建等。在城市科学领域有一种理论，认为城市起源于一个具有集聚、交换、商贸功能的“中心地”。对于无锡而言，这个“中心地”就是今天的伯渎河梅里遗址。与其他类型的“中心地”不同，梅里遗址是运河水利工程和城市规划建设的结合体。在上古水患频繁的江南地区，“梅里是一块露出水面较完整的陆地”，泰伯在此建造了泰伯城，“归之千余家”，使梅里成为具有政治、经济、军事、交换功能的区域中心。与此同时，泰伯带领人民开凿了“穿城而过”的泰伯渎，交通中心和政治中心相互叠加、良性互动，使原本“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的吴地，出现了“数年之间，民人殷富”的城市景观。这是无锡运河对无锡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也是长达三千多年的无锡运河城市故事的序章。由此可知，无锡尽管城市地位一直不算高，但由于集中体现了运河城市“城河共生”的基本原理，且具有历史悠久、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等鲜明特征，因此毫无疑问地要成为中国代表性的运河城市，以及中国大运河城市标杆和活态发展示范地。
三是以“先行者”为中心，生动演绎了运河与城市的历史共生和当代和谐之道。在中国古代，很多运河城市可以说是“成也运河，败也运河”，如隋唐时期永济渠、通济渠沿线的城市，基本上逃不脱“运河一变道，城市就衰落”的命运。在当代大运河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保护和发展”“传承和利用”的矛盾关系。一些文化积淀深厚、开放相对不足的城市，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使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以上两方面，也可以说是当代运河城市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无锡三千年来“城河共生”的实践就显得尤其宝贵。一方面，无锡城市与运河的共生实践，历经了从“傍城而过”到“穿城而过”，既“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过”，从古运河“穿城而过”到新运河“绕老城而过”“穿中心城而过”的三大阶段，尽管每一次城市的扩张都会影响到运河的存在，但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却是城市与运河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就当代而言，在无锡城市建设和运河保护之间也曾出现过曲折，如1950年开始拆老城墙，1953年开始填城中直河，直到后来内外护城河都被填没等。但这些代价和学费没有白白付出，也促使无锡更加主动承担起传承保护运河文化的职责使命。无锡不仅是古代最早开凿和利用运河的城市之一，也是当代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先行者。就此而言，无锡运河的历史，就是中国大运河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无锡运河的未来，就是中国大运河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样本。这既是作者通过本书要传达的强烈愿望，也是我们特别需要留意和体会的主题思想。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