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2版:警方周刊

红色信仰指引前进方向

  1995年,刘祥生参加市公安局举办的首届治安功模座谈会。

  讲述人:刘祥生 (无锡市公安局退休民警) 整理:杨明

  我身上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从亲眼见证解放无锡的部队整装进入光复门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坚定红色信仰,永远追随中国共产党。

  学徒工到警察 “一站式”办理的首创者

  1930年,我出生于旧无锡县羊尖严家桥村,因为家境贫寒,兄弟众多,1947年1月,17岁便进城学生意,在一家矿油店当学徒,每月的工资是一担粮食。

  刚从农村进城,样样东西我都觉得新鲜,干起活来事事抢在前面。同事们对待顾客的热情和气,我默默记在心里,加之天资聪颖,很快就成了店里的顶梁柱。这段经历,也为我从警以后开展群众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9年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从光复门入城,无锡宣告解放。得知消息,我和一些热血青年提前到城门口迎接解放军入城。看着眼前穿军装、背着枪的队伍,年轻的我热血沸腾,暗下决心要向共产党靠拢,红色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我因为积极参与各项建设事业,光荣加入共青团,随后又脱产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1952年7月,适逢无锡市公安局招录新警。我踊跃报名,通过严格的政审和培训后,被分配到崇安寺派出所当上了户籍民警。195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红色信仰就像一盏红灯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

  当时,崇安寺派出所辖区共有160多个居民组,由于地处商业中心,人口流动性大,每天到派出所申报户口的有数十人。善于沟通的我很快赢得了辖区群众的信任和称赞,每天会提前上班将所里大厅的凳子擦得干干净净,对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我敏锐地发现,很多家庭主妇都选择上午买菜或者午饭后来办理业务,人流往往集中在某个时间段,派出所狭小的大厅显得十分拥挤。为了便利群众,我事先准备,遇到申报户口先审核记录,尽快办结手续,待空闲时自己再填写相关迁移手续,录进户口底册。这样,居民等候的时间和往返的次数便大大减少了,称得上最早的无锡公安户籍业务“一站式办理”。

  我还向领导提出利用户口迁移证存根代替户口迁进迁出手续,简化户口办理的建议,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节省了群众申报时间以及表簿承印费用,很快便在全市公安机关中推广开。

  挺身而出 孤身智擒小偷

  1955年,我调至组建不久的风景区公安分局。一天下午,我接到分局电话,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来无锡追捕盗窃逃犯王某铭,目前此人极有可能带着情人在风景区游玩。任务十分紧急,当时所里只有两名民警,我立即安排同事到王某铭的老家蹲守,自己则便衣前往鼋头渚侦查。

  我一边向汽车站售票处、公园售票处了解当日游客情况,尤其关注男女结伴而行的,一边在公园内注意往来游客行动。就在我全神贯注地观察时,在公园门口发现了一对看似夫妻的男女,两人行动很不自然。看到他们走到汽车售票处准备购票,我也紧随其后,靠近售票窗口细听该人是否有上海口音,但那名男子只说了“蠡园”二字,语速快、时间短,难以分辨。

  不多久汽车到站,眼看两人就要上车离开,我一番思忖之后,决定上前盘问。如果对方真的是一名盗窃巨款的逃犯,肯定不会如实交代,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妙计,假装漫不经心地走到男子旁边,并拍拍他的手臂说:“同志,看你很面熟,我们在哪里见过吧。”

  男子被突如其来的搭讪吓了一跳,我又接着说:“我是风景管理处的,好像与你在上海见过面,你是在什么工厂工作的吧。”

  男子真的以为碰到了熟人,自称是在上海某化工厂工作。据上海公安介绍嫌疑人是在玻璃厂工作的,难道是我认错了人?由于当时没有照片,我也不知道王某铭的相貌,便又镇静地问:“那可能是我认错了,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玻璃厂的?”

  男子露出笑容,“对啊,我们厂里设有玻璃厂,我就是玻璃厂的员工。”

  在接下去的聊天过程中,我得知男子是无锡人,姓王。情况与线索越来越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按捺住紧张的心情,找了个喝茶叙旧的借口,将男子带到了景区旁的某饭店,并借机查看了男子随身携带的工人证件。在看到证件上王某铭的名字时,我立即表明警察身份。

  男子一下瘫软在地,自知难逃法网,乖乖就擒。得知逃犯已经落网,上海公安对我的工作效率连呼神奇。原来,王某铭担任玻璃厂会计,因心生贪念,盗窃工厂巨款后携情人逃回无锡。

  赴京参加功模大会 接受毛主席接见

  1955年下半年,因为工作成绩出色,我被评为三等治安模范,参加了江苏省公安厅首届功模大会。1956年4月13日,我又参加了全国人民警察治安保卫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并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虽然时间流逝几十载,但谈起当时的场景,仍让人觉得激动不已,回想起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依然觉得激情澎湃。

  回锡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先后在鼋头渚派出所、新生路派出所、学前街派出所担任所长。文革期间,我回到了老家羊尖严家桥,成为乡里的公安特派员,负责召集下放干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随后一段时间,我做过狱警,当过知青,种过橘子、造过房子,那十年里我是“退而不休”“下放不下岗”,过得很充实。

  1979年,我落实政策被调回公安部门,担任原北塘公安分局政保股股长。我抓住退休前有限的时间,苦学本领,在做好政保本职工作的同时,把缺失的法律知识硬是补了回来,还成为分局的法制专家,为公安工作继续发挥余热。

  退休后的我还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社区里的各类志愿活动,我都积极参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基层工作了30余年,我已经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作用。

  回顾过去,我曾经历过风霜雪雨,也曾忍受过辛劳苦痛,更有遭遇委屈责难的时候。但红色的信仰始终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不仅是我认真坚守的精神高地,还是我奋力拼搏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