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亚萍

　　我是个很喜欢吃黏食的人，这和姐姐截然相反。过去每年到了端午时节，有了粽子吃的我会显得格外快乐，我姐就与众不同，她只肯喝稀饭来聊以果腹。

　　我迄今为止不会裹粽子，也从来没有裹过粽子给我的儿子吃。想吃什么口味的粽子，现在超市里很容易找到，我出差时也常以一个粽子简单当餐。好的粽子需是甜甜糯糯的，每一粒糯米都紧紧密密地粘在一起，一口咬下去很带劲的那种，是我妈亲手裹出来的那种。

　　我对粽子优劣的评估标准来自我妈的经验。妈妈裹粽子是一把好手，这把好手是被我奶奶逼出来的。我妈说当初奶奶看新娶回家来的儿媳妇连粽子都不会裹，就忍不住说了粗话。我妈跑到地里坐在田埂上用泥土作馅儿一遍又一遍地自学成才。很多年后，当我读到李隆基的“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很多年前一个年轻女子坐在田埂边低头抓起一把泥土裹“粽子”的情景。她不知道有屈原，有汨罗江，她只知道要学会裹粽子才能在婆家立足。

　　临近端午，单位里发放了福利，粽子和咸鸭蛋必不可少，人总得要有过节的仪式感。但这种仪式感是怎么也找不回过去在乡下的味道了。

　　在乡下裹粽子是需要去河边“打河叶”。老家人把芦苇叶叫作“河叶”，把采芦苇叶称为“打河叶”。一般人是不会下河去“打河叶”的，端午节赚点卖河叶的钱是乡下少数胆大人的外快。每到端午前几天，街头上会忽地出现很多木盆，大大小小的，椭圆形的，圆形的。盆里满满的是水，水里浸泡的是一扎扎刚采下来的芦苇叶，青青的水淋淋的，非常养眼的“青翠欲滴”的画面。

　　在我看来，裹粽子是个很有趣且有着清香气的活儿。我妈会提前一晚在家淘好糯米浸泡在木桶里，第二天端午节一早把糯米捞起放到淘篓里沥水，然后挎着竹篮上街了，不一会儿她就从街头拎回来几串河叶和艾草。

　　我能做的事儿是帮我妈插艾草，清洗河叶，拿剪刀剪去河叶顶头褐色的节。剩下来的事儿就是蹲在旁边看她裹粽子。看着简单，可我试了下，糯米漏了，妈妈让我别糟践了金贵的粮食，只要坐等着吃。

　　妈妈裹粽子要一直忙到近中午时分。煮粽子得用灶台上不常用的大铁锅，一个个粽子下锅放得满满当当，再加满水，盖上重重的木锅盖。灶膛里得是木柴这样的硬货，一般的柴草是不行的，煮不烂裹得结结实实的粽子。烧锅的活儿由我爸来做，火烧得旺旺的。

　　这天中午，小镇上家家户户都在灶间用大铁锅煮粽子，空气里弥漫着清香，只有坐在路边讨饭的“叫花子”没有粽子吃。我妈给我们剥好了粽子后，就会拎起几个粽子送到街头给他们吃。

　　我外公有点不苟言笑。无论多热的大夏天，外公总把或黑或白的布衫从上到下扣得严严实实，还必须得是全手工的一字扣。这在我妈裹粽子的细节里也体现了出来，她对裹的粽子是否漂亮紧致的执着追求，很难看出她婚前不会裹粽子。

　　奇怪的是，端午节时妈妈从来也不让我和我姐学习裹粽子，只教我们做各式各样的雄黄袋。或许，她执着地认为她在外公身边童年的快乐是端午节做手工，而不是裹粽子。她以她的方式在教我们，却不知等我们年近半百还没学会裹粽子。每次出差在外我有点遗憾地说车站里粽子不好吃时，妈妈总轻快地说她已经晒干了河叶收好，就等我回家。

　　妈妈裹粽子最大的快乐源自于我对黏食的偏好，在后代子孙里没有谁赶得上我。他们看不上我妈裹的粽子，嫌弃太大了不够精致，配料传统不够新奇。而我总是一如既往地喜欢，我知道我妈喜欢我的喜欢。

　　大一有次我生病回家，返校时我妈和我姐送我。妈妈拎着一大袋重重的粽子说，可以给老师和同学吃。我说不要带，别人看不上的。她还是坚持带着了，结果是我和她坐在宿舍里一起吃了几天粽子。妈妈说她们怎么都不要吃呢？我安慰妈妈说我要吃的。

　　我家冰箱里现在还冷冻着妈妈给我裹的粽子，那河叶是她到河边“打”来的。现在“打河叶”的人很少了，能“打河叶”的很多人走了，不会水的老太太现在反而偶尔能“打”回来点河叶了。今年她又把河叶晒干了，等着她的小女儿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