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心

　　每当国歌响起，我就会想起从未谋面的外公，那个用戏剧、用文字，为民族、为国家向这个世界呐喊的伟大艺术家——田汉。

　　2008年8月8日，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而我的母亲田野、外公最心爱的女儿，也到了弥留之际。我说：“妈，陪我看奥运吧，和全世界一起听外公的歌。”

　　妈妈只说了一个字：好。

　　一个被癌症折磨得形销骨立已经无法躺下的女人，就这样直直地坐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奥运会开幕式，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飘扬在全世界的上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最后的生命力被她一丝丝抽离，点燃，在周围蒸腾，顽强地去完成一个母亲对儿子最后的承诺，完成一个女儿对父亲最后的守候。在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我握着她的手，说：“妈妈，别怕，我送你。”妈妈是那样的平静，甚至有些欣喜，病房外满是赶来送她的学生，妈妈培养的戏剧种子。

　　那一刻的妈妈是如此的幸福……

　　戏剧，已经在我们家传承了三代，外公，妈妈，现在是我。在我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这份传承就已经成为使命。

　　妈妈30岁生日的时候，外公说：“30岁是我女儿人生最黄金的时刻，爸爸没什么可送给你的，就送你一个剧本吧。”这个剧本就是《文成公主》。这部戏由江苏省话剧团首演，妈妈演文成公主，爸爸演松赞干布，至于我，嘿嘿，当时还没出生。不过，那张爸妈穿着戏装与外公的合影一直被我珍藏着。

　　这是妈妈第二次首演外公的戏，第一次是1947年在无锡，演出《丽人行》。那一年，妈妈16岁，最靓丽的碧玉年华。

　　《丽人行》的诞生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1947年是蒋家王朝在美国扶持下最倒行逆施的时候，美军的暴行不断发生，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之心。

　　外公这个人最见不得同胞受苦，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和他笔下的戏剧。他一气呵成了这部经典作品，喊出了压在人们心里的愤怒。剧本写的是孤岛时期的上海，矛头直指当时美蒋的黑暗统治。

　　剧本交给了当时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上考虑到上海的白色恐怖，决定把剧本交给当时常驻无锡的演剧九队首演，视情况再转战上海。而妈妈当时就是演剧九队的演员。得知这个消息，妈妈当时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为得到金妹这个角色，妈妈把自己女儿身份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导演是她的恩师洪深先生。这位留美归来的戏剧大师，在这出戏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发着烧带着病从上海赶来无锡排戏。

　　说到洪深先生，我记得妈妈给我讲过他的一堂表演课。那时候妈妈刚刚考进上海市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就是现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洪深当时就在这所学校任教。一天课上，洪深叫了一名女学生上台，随后毫无征兆地跪下向她求婚。女生满脸通红，羞涩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然后洪深请这位女生回到座位，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刺激与反应”。这堂课给妈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在得知外公要来无锡看戏后，显得无比紧张，左一遍右一遍地加紧排练。他说，他很担心，不知道是否表达出了作者的那股时代激情。还说，田老大对艺术要求可严格哩！

　　到了演出那天，洪深导演比演员还要在意，时刻观察外公看戏时的反应。当戏演到章玉良和梁若英会面的时候，外公悄悄地流泪了，洪深这才稍稍放下了心。

　　演出结束，外公激动地说：“演得好，演得好！”马上和洪深热烈地交谈起来。两位艺术家的热情、坦率和对艺术的认真态度令现场演员们深感震撼。

　　《丽人行》是外公在戏剧形式上的一次探索，他从内容出发，有意识地运用了我国戏曲传统的一些表现手法。全剧共有21场。有的场次只有短短几分钟；重点场次则着意用笔。场景拉得开，故事情节生动。

　　有人对《丽人行》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场景太多，不像话剧。后来郭沫若先生看了戏，茅盾先生从苏联回国途经上海也看了戏，他们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郭老还说，不要用固有的模式来套任何东西，不要让框框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当时无锡被称作“小上海”，美国影片充斥市场，各种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都有，只是规模小些罢了。在这样一个地方演出《丽人行》，能不能被观众接受？当时的演职员都很担心。谁料海报贴出以后，观众争相买票。许多纺织厂女工和学校师生都来看戏，反应非常强烈。

　　演出也引起了上海文艺界的重视。当时文艺界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和进步人士如阳翰笙、于伶、陈白尘、叶以群和周信芳等都专程来无锡看戏，并决定将《丽人行》搬到上海正式公演，以扩大影响。

　　《丽人行》在无锡连演26场，有的观众特地从十几里外跑来看戏，剧场座无虚席，演出盛况空前。大家观看《丽人行》时联系到当时美蒋勾结下水深火热的现实，对演出产生了强烈共鸣。

　　“凯学陈思写洛神，只因三月未知春。若英苦斗阿金殉，何止新君独绝伦。”这是外公在无锡看了演剧九队首演的《丽人行》之后，即席写的一首诗。

　　《丽人行》无锡首演可以说是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