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骅

　　往年，一进入伏日，爷爷就开始筹划晒书事宜了，这是他每年例行的大任务。他总会提前收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挑个大晴天“行动”。

　　伏日里的正午，太阳热辣辣地照着，正是晒书的好时候。爷爷穿着背心，肩上披条毛巾，在屋前天井里朝阳的地方搁好架子，铺上芦席，弄得平整整的，然后把屋内大大小小装着藏书的木箱、纸箱统统搬出来。

　　开始晒书了。爷爷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放在芦席上，有灰尘的就用毛掸掸干净，书页卷边的就一一捋平，动作轻盈小心。书籍大多泛黄，有的已呈深褐色。那时，我已上学，书封面上的繁体字，也能认识一些，认不得的就问爷爷，爷爷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念。

　　我好奇地看着、数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说唐》《封神榜》《薛丁山征西》《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这张芦席上晒的都是爷爷喜欢看的书。

　　爷爷不仅喜欢藏书，更喜欢看书、说书。我经常看到爷爷坐在罩子灯下，把他那些心爱的藏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夏天吃罢晚饭，男女老少们聚在我家屋后的桥上乘凉，爷爷来了兴致就会说上几段书，大家都说，老校长说书一点不比收音机里刘兰芳说得差，我们喜欢听。

　　另一张芦席上晒的，是叔父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城里上中学时的课本和笔记，以年级为序整齐排放，几乎一本不少，爷爷一直给收藏着。那时叔父学的是俄语，我拿起书本翻看，除了封面上“俄语”两个字是中文，其他都是俄文，我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打开黄褐色的课本和笔记本，叔父随堂记录的字迹，一行行清晰地显现在眼前，我似乎看到了他当年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做笔记的情形。得益于学生时代的勤奋努力，叔父如今已是一所部属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爷爷很珍视这些书，常说等我长大了，把这些书都送给我，将来跟叔父一样做大学问，有大出息。儿时的我听了高兴得直点头。

　　芦席一隅，晒着一册册线装本，那是爷爷用毛笔抄写的《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唐诗宋词选本等，纸页微黄，古色古香。爷爷喜欢书法，毛笔字、钢笔字写得特别好。他把平时抄写在仿纸上的古诗文都装订成册，悉心收藏。其中一本《尺牍手册》是最显眼、最陈旧，也是我最熟悉的，每次爷爷被人家请去写书信或写新屋上梁用的楹联、春联时，都会带上这本册子。旧时农村识字的人不多，会写字的人更少，爷爷在村上小学教书，主持学校工作，村上人家但凡有书写需求，都要来请爷爷帮忙，爷爷也总是很乐意地应允。

　　爷爷晒书时，会不停地擦汗，生怕有汗珠落在书本上。看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我仰头问：“爷爷，为什么要年年晒书呢？”爷爷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晒书古已有之，清代皇帝每过几年就要组织大臣，将皇家藏书搬出来晒，称为‘曝书’，民间有知识的文化人每年也有晒书之举。晒书是为了保护好书，是对知识的珍重，是对书籍的爱惜。”爷爷用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接着说：“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晒书如晒谷，平时我们要多读书，爱惜书，读书能使人长知识、懂道理、有进步。夏天湿度大，书易受潮，就得及时拿出来晒。”爷爷这些通俗的比方、简洁的话语，让我完全明白了他每年晒书的原因。

　　正午时分，阳光热辣辣地照着，芦席上的藏书快活地享受着“日光浴”，页面舒展，书香隐隐。伏日晒书，在当时缺少书籍、缺少文化的农村，堪称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爷爷的体力大不如从前。一天，他把我叫去，郑重地把这一箱箱藏书交给我，并嘱我要多读书，与书交朋友，年年晒好书，不要让书霉坏了。

　　我愉快地接收了爷爷的宝贝们，一有闲暇就开卷阅读。爷爷的藏书充实了我，武装了我，为我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而今，我有了自己的书室，藏书越来越多，读书不辍，喜欢练笔。每年伏日，和爷爷一样，我也会晒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