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兴

　　“土记者”这个词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社会主流媒体仅有报纸与广播。为了宣传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当时的无锡郊区各公社都先后从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农民中选拔出一名“土记者”，专门从事本公社的新闻报道工作。这支“土记者”队伍经过几轮业务培训就迅速上岗，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

　　记得那时，旺庄街镇上有一家老虎灶，专门为周围居民供应热开水，隶属旺庄供销社。老虎灶经营者是供销社一位四十开外的女员工。由于业务单一，加上燃料涨价，老虎灶连年亏损。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供销社决定将老虎灶承包给她个人，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于是，她成了一位老板娘。

　　端走了铁饭碗，老板娘感到了压力，她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扩大经营。在保证开水供应的同时，她把里屋打理得干干净净，买来台凳和茶具，办起了茶室；又将两间闲置空房改建成盆浴房，专供女客洗澡。由于她热情待客，服务周到，茶室几乎天天客满，前来洗澡的浴客也络绎不绝。不到一年时间，老虎灶便扭亏为盈。旺庄公社“土记者”老凌获悉这一线索后，前往采访，随即写了一篇题为《旺庄镇上的阿庆嫂》的人物通讯，并很快被《无锡日报》录用。半月后，这家老虎灶的故事又以《一家老虎灶的变迁》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土记者”们都生活在农村，对乡间发生的新鲜事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回想当年，我家附近有一家养禽场，平时除了饲养肉鸡和蛋鸡，还兼营孵坊生产苗鸡。江南地区冬季和早春季节气候寒冷，不适宜饲养肉鸡，影响了苗鸡的销售。后来，养禽场对孵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苗鸡的销售产值与承包者的报酬直接挂钩，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为开拓南方市场，孵坊负责人两下广东考察，获悉当地农民有常年饲养肉鸡习惯的信息后，就决定将苗鸡销到广东去。可是，邻近的几个机场都不办理苗禽托运业务，唯有武汉机场答应托运。于是，他们将八千多只预计三天后出壳的蛋装入竹箩筐，上面覆盖小棉被，先用卡车运至南京下关轮船码头，再由长江轮船运至武汉，然后送上飞往广州的班机。我获此消息后，立即赶往养禽场采访，且每天关注这批苗鸡的轨迹。当得知出壳苗鸡已抵达广州并很快销售一空，就迅速写成一则快讯，题为《小生命惊动海陆空，八千苗鸡到广东》。第二天，这则快讯登载于《无锡日报》头版位置，并被评为当月好快讯。

　　上世纪80年代初，《无锡日报》专门开辟了“无锡郊区”专栏，除了刊载近期发生的郊区趣事，还专设了“乡间来信”和“田头小议”等小栏目。记得有一年“三夏”大忙前夕，不少农民急需添置扁担、铁耙柄和粪桶夹等竹制农具，而供销社却货源不足，有的还需凭票供应。兄弟公社一位“土记者”就给“无锡郊区”栏目写了一封乡间来信，反映农民兄弟的这一诉求。来信见报不久，各供销社就纷纷派员去浙江、福建等地山区采购竹材，加工成农具，及时解决了农民的急难愁盼。

　　“土记者”之所以称为“土”，主要是他们的脚上沾泥土，写的文章接地气，且各种农活都能干，便于与采访对象情感沟通。1982年前后，政府鼓励在农村中发展“两户”，即养殖专业户和重点户。南站公社一生产队，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朱姓女社员，她了解这一政策后，主动向生产队借用原来集体养猪的七八间闲置猪舍，饲养肉猪和母猪。由于她吃苦耐劳，第二年就出栏肉猪五十多头。我去采访时，看到她正忙着清扫猪圈。屋子里，土灶头上大铁锅里正煮着猪食，而灶膛里的火已经熄灭，膛口冒出几缕青烟。灶头边一大堆山芋藤（猪饲料）正等待切割。见她如此繁忙，我不忍心打扰，便随手往灶膛里添加柴草，让炉火重新燃起，又用铡刀切山芋藤。半个多小时后，一堆山芋藤全部切完，铁锅里的猪食也已煮熟。女主人清扫完猪圈，回屋一看，先是愕然，然后是感激。当她知道我的来意后，就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她还领着我踏进猪舍，参观她所饲养的几十头膘肥体壮的肉猪和一窝刚产下不久的苗猪。她跨进猪圈，抱起一头胖嘟嘟的苗猪，让我用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采访结束，我写成一篇通讯《养猪女状元，年进千余元》，将稿件直接送到无锡日报社。三天后，文章连同那张照片一起发表在《无锡日报》二版上。

　　“土记者”们经常参与新闻采写实践，提高了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从而也得到了组织上的培养和提拔。后来，他们有的被安排在乡政府（原公社）办公室，专门从事文秘工作，有的进了党委宣传部门，还有的当上了乡镇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