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若江

　　李纲是历史上受人敬仰的忠臣良相，也是无锡不可遗忘的杰出人物。在《宋史·列传》中，《李纲传》的篇幅是最长的，文字多达万字以上，这在惜字如金的史传中极为罕见。但因传统史传关注的多为传主的政治生涯，所记内容主要是其“为官经历”和“朝政大事”，所以，李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直以来更多是一位政治人物——“民族英雄”“出将入相”“南渡第一名臣”。李纲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铿锵话语，也是那句“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而不是他的诗词文章。

　　笔者以为，在全面审视和评价李纲时，他的“文人”特质同样不可忽视，甚至是其为人处事、为相为将的深层动因。简析如下：

　　其一，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与“以道直行，虽危不避”的范仲淹一样，李纲亦自称“以愚直不容于朝”，与他同朝为官的伯彦说：“李纲气直，臣等所不及。”可见，在原则性问题上，李纲总是坚持己见，绝不以妥协求安，哪怕寡不敌众，哪怕反复遭到贬斥。这正是文人最重要的品性和气节，只有经过严格道德熏陶、品行端方、恪守正道的真文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人自带光焰，光耀人寰，归有光对这样的人有极为精彩的刻画：“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文人可以有缺点，可以有脾气，但不能没有原则，不能违背良知和真理。

　　其二，家国情怀与宏大抱负。“出忠入孝”是文人恪守的为人之本，他们总是视社稷安危为首要，因而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李纲本是文官，却能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率部守城，以“文人之身”担起“武将之责”。也正因他将家国社稷安危置于首位，所以才置身家性命名誉于不顾，始终坚持抗金大计；顶住重重压力和阻力，在短暂的为相期间，力主革新内政。李纲几度被贬斥、被放逐，却始终矢志不渝，不计个人得失，在关键时刻，仍然抛弃恩怨，朝廷招之即来。晚年病重时，他虽远在福建，却心系朝政，以诗明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由此朱熹感慨道：“李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林则徐亦赞之曰：“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

　　其三，优秀的文学素养。古时官员皆有功名，一般都是举人进士出身。尤其两宋，官员大多能诗善文，连武将岳飞的诗词都写得十分出色，令人叹为观止。李纲文字功力亦不俗，一生著述甚多。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将研究重点投注在李纲的政治、历史层面，而忽视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事实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李纲都堪称文学大家。

　　其四，文人的孤傲与执拗。真正的文人有个特点：不畏权贵，恃才傲物，我行我素。比如，诗酒任性的阮籍、“猖狂”嵇康；采菊东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天子呼来不上船”“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直言善谏、敢与俗流相左的韩愈；坚持己见、不畏权贵的顾宪成……都是才华横溢、颇有真性情的文人。李纲也是极有个性且恃才傲物的，他之所以能在朝堂上大胆直言，原因之一就是确实有才。建炎元年（1127）时为康王的赵构曾致信恳请李纲出山：“公学穷天人，忠贯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必须不世之才协济世功。”文辞盛赞，语气恳切，却并非虚词。赵构尽管对李纲的个性不待见、不接受，将其一贬再贬，但在李纲去世后，不仅赐予“忠定”谥号，并赞“大臣当如此矣”！

　　有趣的是，连李纲一直对抗的元朝政权，也对其赞美有加。元宰相脱脱主持编撰的《宋史》中，不仅没有抹黑李纲，反赞之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连清朝皇帝康熙也认为：“李纲之忠悃笃挚，诚有大过人者。”

　　可见，无论政治的立场如何，当时代的大幕已经撤去，当你能够站在人文视域中去审视历史、解读事件、褒贬人物时，也许更为全面、完整、客观和真诚。故曰：囿于政治多有限碍，立足文化是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