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国良
四五月的江南,一会儿是粉红的桃花色,一会儿是洁白的梨花调。一轮清月照在故乡弯弯的小河上,河边的三五簇芦苇,在微风的吹拂下摆动。在四季的轮回里,那一张张芦叶,只有在端午临近的时候,才会被母亲精挑细选地摘下来,扎成一小把一小把晾晒在竹竿上。慢慢地,由翠绿变成淡黄。
端午前夕,母亲会把晾干的芦叶,拿到小河边清洗。洗净的芦叶在清水里温煮着,一阵阵清香散发开来,使我一下子回忆起父亲讲述的童年。1948年初夏的傍晚,太奶奶背着父亲,透过层层叠叠的芦苇荡,向着曲折的乡间小径上张望。一大早,奶奶挑着满满两竹篮的粽子去张渚街上叫卖,还没有回来。在那些年月里,一个个小小的粽子,成为养活一大家子的经济支柱。耳濡目染下,父亲早早就学会了包漂亮的“斧头粽”。若干年之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粽子的味道,也渐渐远离了父亲的舌尖。
少时,看着父亲从木盆里挑出三张形状和大小相差无几的芦叶,右手捏着芦叶的前端,左手抓住芦叶的尾部,然后沿顺时针方向旋转一圈,芦叶尾部塞进折皱处,轻轻一拉,一个斧头状的粽壳便出现了。父亲左手轻轻托着粽壳的底部,右手抓起糯米一把一把塞进粽壳内。塞到大半的时候,用一只筷子慢慢地戳紧实,压进提前准备好的一两块五花肉,或者几颗赤豆。然后将一张芦叶的前端压住粽壳口,再裹住粽壳底部,用棉线在粽壳外绕个四五圈,打上活结。如此,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斧头粽”,就展现在了眼前。
去年端午节的早上,看着晒在竹竿上的芦叶,父亲病怏怏的脸上现出内疚的神情。半个月前的胃癌手术,使他不能像往年一般轻松地拿起芦叶包裹,并用力地打结。望着父亲难过的样子,我鼓动母亲去清洗芦叶,我则立马倒出糯米淘洗。父亲在我们的忙碌里,渐渐地露出了笑容。清香扑鼻的芦叶在堂前摆开了架势,我和母亲在父亲的指点下,右手捏起三张芦叶,左手慢慢地转动。一个不成形的斧头状的粽壳,松松垮垮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母亲调侃道:“像一个烂草鞋。”我看着母亲手中漂亮的“小斧头”,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父亲笑着说:“第一次能包起来,已经很不错了。当年我学的时候,你奶奶也教了好久。”
我收起颓丧的情绪,重新捏起芦叶,边练习边思考。父亲也在旁重复着要领。第二只、第三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粽子如一座小山一样堆满了面盆。虽然我累得满头大汗,还被母亲嘲笑,但心里热乎乎的。母亲趁热打铁,把粽子端去土灶上煮起来。
老屋飘起的炊烟,在父亲的眼里是否可以穿越过往?他对粽子的情结,扎根在他童年的记忆深处。而我心血来潮地学包粽子,是对父亲的一种敬仰,抑或是延续着此间那些耕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