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国良

　　四五月的江南，一会儿是粉红的桃花色，一会儿是洁白的梨花调。一轮清月照在故乡弯弯的小河上，河边的三五簇芦苇，在微风的吹拂下摆动。在四季的轮回里，那一张张芦叶，只有在端午临近的时候，才会被母亲精挑细选地摘下来，扎成一小把一小把晾晒在竹竿上。慢慢地，由翠绿变成淡黄。

　　端午前夕，母亲会把晾干的芦叶，拿到小河边清洗。洗净的芦叶在清水里温煮着，一阵阵清香散发开来，使我一下子回忆起父亲讲述的童年。1948年初夏的傍晚，太奶奶背着父亲，透过层层叠叠的芦苇荡，向着曲折的乡间小径上张望。一大早，奶奶挑着满满两竹篮的粽子去张渚街上叫卖，还没有回来。在那些年月里，一个个小小的粽子，成为养活一大家子的经济支柱。耳濡目染下，父亲早早就学会了包漂亮的“斧头粽”。若干年之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粽子的味道，也渐渐远离了父亲的舌尖。

　　少时，看着父亲从木盆里挑出三张形状和大小相差无几的芦叶，右手捏着芦叶的前端，左手抓住芦叶的尾部，然后沿顺时针方向旋转一圈，芦叶尾部塞进折皱处，轻轻一拉，一个斧头状的粽壳便出现了。父亲左手轻轻托着粽壳的底部，右手抓起糯米一把一把塞进粽壳内。塞到大半的时候，用一只筷子慢慢地戳紧实，压进提前准备好的一两块五花肉，或者几颗赤豆。然后将一张芦叶的前端压住粽壳口，再裹住粽壳底部，用棉线在粽壳外绕个四五圈，打上活结。如此，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斧头粽”，就展现在了眼前。

　　去年端午节的早上，看着晒在竹竿上的芦叶，父亲病怏怏的脸上现出内疚的神情。半个月前的胃癌手术，使他不能像往年一般轻松地拿起芦叶包裹，并用力地打结。望着父亲难过的样子，我鼓动母亲去清洗芦叶，我则立马倒出糯米淘洗。父亲在我们的忙碌里，渐渐地露出了笑容。清香扑鼻的芦叶在堂前摆开了架势，我和母亲在父亲的指点下，右手捏起三张芦叶，左手慢慢地转动。一个不成形的斧头状的粽壳，松松垮垮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母亲调侃道：“像一个烂草鞋。”我看着母亲手中漂亮的“小斧头”，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父亲笑着说：“第一次能包起来，已经很不错了。当年我学的时候，你奶奶也教了好久。”

　　我收起颓丧的情绪，重新捏起芦叶，边练习边思考。父亲也在旁重复着要领。第二只、第三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粽子如一座小山一样堆满了面盆。虽然我累得满头大汗，还被母亲嘲笑，但心里热乎乎的。母亲趁热打铁，把粽子端去土灶上煮起来。

　　老屋飘起的炊烟，在父亲的眼里是否可以穿越过往？他对粽子的情结，扎根在他童年的记忆深处。而我心血来潮地学包粽子，是对父亲的一种敬仰，抑或是延续着此间那些耕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