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法

　　近两年有多篇散文被杂志社当小说刊发，我颇感意外。

　　小说是创造性写作，属“我写”，行笔可以天马行空任意想象，而我这些作品叙说的故事，像铜钱落在青石板上叮当响，十足的“写我”，纯属散文写作范畴。

　　仔细想来，编辑“误解”有多方面因素。

　　我投稿时从不标明作品类型或许是一个原因。我自认为不需要。编辑既端了这饭碗，作者就要相信他们的“法眼”，看得出这是碗白米饭还是牛肉拉面，自己该做的，是让他们读了文章开头就想赶紧看后文。

　　其实，真正这样做，是因为我在写完一些文本，交稿前再审视时，自己心里也犯了迷糊：这些文章不就是小说？

　　我喜欢写小说，仅在2018年至2020年间，就在《中国作家》《钟山》两刊物发表了3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作强调塑造人物，偏我写出一些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真实人物，他们个性分明，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现在一个个鲜活地走到我面前。作品特征，符合小说的范畴。

　　再想，是了，我是用文字还原了人世间曾经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场景，那些很多在这个世界已永远消失的人与事，现代人多感陌生，过来人看过觉得亲切，这样的文章就有了可读性，有了深度、温度，杂志将其作为小说发表就有了理由。

　　文学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我亦不例外。

　　时代关系，儿时的我自卑刻在骨子里，凡事小心翼翼。这种性格的养成，使我的写作习惯也变得常人难以理喻：凌晨3点起床写作，天亮即收工。为防偶尔收不住手，天大亮了还在写，我会将窗帘整治得密不透光，如此一来，哪怕外边早已阳光灿烂，房里依然如深夜般宁静，我依然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将早已化成轻风的往事、故人，用心召唤回来，在我用文字精心构筑的舞台，上演一幕幕或壮烈或凄美或欢快的剧目。

　　是的，我的写作习惯就是如此。我知道自己的短板，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初中生，56岁开始学写作，不真正用心去写，想要在传统文学读物亮一个相，难如登天。

　　好读善悟帮了我的忙。写作不久，我就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写作“独门绝技”：用文字演戏，让读者落到我文章的第一眼，就会见到为故事服务的布景、道具，再由这些布景、道具牵动他们的心进入文本。

　　我刊发在《北京文学》2023年第五期的中篇小说《美男子》这样开篇：“村西小河边光秃秃的老杨树梢，一只斗笠大的鸟巢随风摇晃。寒风刺骨，雪花星星点点飘落在苏南原野。全队社员在清理着麦垄沟泥，仿佛怕惹着鸟巢中的乌鸦作祟，都闷头忙着各自手中的活计。不过，时不时的，总有人面朝山道的东头，滴溜溜转着眼珠子……”

　　杂志的导读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温暖而悲凉的故事，关于一个人与一座村庄的默契与信任，还有一段隐秘无私的情感。一个贩卖旧衣物的小贩，半边脸看上去是美男子，而另一半呢？”

　　该作品所讲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个事件完全真实，我不过是用演戏的手法，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开篇的画面，我把叙说故事的大幕拉开，读者马上就会知道，我便是“滴溜溜转着眼珠子”，看着山道东头那群人中的一个。我演出了想象中的自己，也用观众的目光，写出了那个时间段里，我眼睛见着的故事里的一众男女。

　　因为是真人真事，我写来毫不费力。又因是“演戏”，我十分享受这次灵魂的美好旅途。许是故事题材与表述别具一格，该作品发表后即由《海外文摘》转载。

　　我的写作是野路子。每个写作者的写作方法、题材都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爱上写与被人、被工作逼着去写是两回事。如兴趣使然，写作的动力会让你不断探索文本的表现方式，也会让你感受到写作过程的美好，成功的作品则会如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孩子，给你终身安慰。

　　《春叔》发表于《安徽文学》2024年第二期，作品内容几乎就是我与妻子相恋的日记，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故事。这种最普通不过的人生经历，根本不符合小说写作题材“出新出奇”的要求，而我只是用了“演戏”这一“土方子”叙说故事，《小说选刊》转载时，就给予“春水春叔，春情春事，春风十里，不如有个春叔你！《春叔》跳宕，幽默，深情，活泼，过去年代的保媒拉纤故事，一读起来就上瘾……”朗朗数百字的赞美之辞。

　　其实，文学创作就如春回大地，在这万花园里，无论花儿长在何处，扎根什么土壤，花色是红是黄，味道或臭或香，总是大自然的一分子，鲜活的生命总会牵引欣赏者的目光。我相信自己写作用的“土方子”，“有什么食材做什么菜”，写完，不管编辑去定性为小说、散文，还是什么非虚构，只要作品能对上读者的胃口就好，就会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