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

　　唐文治先生是南菁书院走出来的精英，南菁书院当时的山长是黄以周。这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她虽以理学为主，却也兼顾考据学，刊刻《续清经解》时，学生都参与校对工作。学校要求学生坐而读、起而行，学了以后就要干。这对唐文治一生的影响是很深的。

　　唐文治先生一生主张读经，是因为“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他认为，读经要通其大义，所以他的著作，多以“大义”命名，如《论语大义》《孟子大义》《中庸大义》《诗经大义》《孝经大义》《性理学大义》等。他是希望通经典之大义要义，唤起民众、教育民众。唐先生认为：“教育是承先启后的一件重要任务。教育除灌输知识而外，尤当注重人格教育。盖教育本意，无非是培养天良，消灭恶念，正心诚意，做一个堂堂正正之人。”他提倡读经救国，就是要用儒家学说去育人治心救国。1920年无锡国专的招考题目，就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教育的意图非常明显。

　　唐文治先生历经八国联军抢掠、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等战乱，目睹民国废经之后，国势日弱，民心涣散，所谓旧秩序被彻底打破，新道德却始终建立不起来。无锡国专30年的办学方式，就是以经学为中心，以国学为基础的教育；无锡国专30年的教育，就是以深明经典要义，挽救世风、维持人道为培养目的，这是先生一生的抱负与信仰。他矢志不渝地主张读经救国，希望通过读经来“救人心，拯民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觉醒，助力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出困境。一句话，就是希望复兴中华民族。

　　他主张读经，并非简单地对抗民国初年的废经令，而是真正要领略经典的经义、要义，所以他对读经有一套自己的程序与步骤：初级小学三学年读《孝经》，高级小学三学年读《大学》和上半部《论语》，初级中学三学年读下半部《论语》及《诗经》选本，高级中学三学年读《孟子》和《左传》选本，专科以上各大学及研究院应治专经之学。由此可见，他倡导读经是根据不同年龄分阶梯式的阅读，是根据小学、中学这样一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理解能力，循序渐进地阅读。而最终的目的是吸取经典的精华：“相与讲道论德，以期经明行修，正人心以拯民命，救中国以救世界。”

　　唐文治70岁时在抗战西迁途中水土不服，返回上海，仍应交大校长黎照寰之请，回交大讲课。那时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无法利用讲义，所讲的经史子集内容，全靠背诵。比如讲解孔孟和性理之学，讲解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乃至《国语》《史记》《新五代史》里面的文章段落，全部是背出来的。上课时，由冯振或者别的老师把他领扶到讲台入座，他说今天我讲《论语》或韩愈的文章，然后就背一段或一篇，再分析讲解。尤其值得点出的是，当时日本宪兵已经接管交大，课堂内外随处有暗哨，但他还是大声背诵《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大讲《吴越春秋》、勾践复兴，颂扬勾践复兴的精神。这种人老心雄的形象和临危不惧的气概，如今想来，仍让人感奋敬佩不已！

　　他文章的文风，在晚清、民国时也是独具一格的。形成这种风格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向晚清桐城派殿军吴汝纶讨教古文，深得桐城派义法精髓，二是与他刻苦阅读古文，胸罗万卷有很大关系。他说你要阅读古文，先读30遍，把它文句篇章背出来；再读30遍，去辨别它的声音节律；再读30遍或40遍，去体会它的神情意蕴。他是真正践行着“书读百遍”的人。因为有这样的童子功，背诵过无数经史子集的名篇，所以在双目失明之后，仍然可以登三尺讲坛，育八方学子。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