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爷爷，精神世界十分丰富，犹如宽广的大海。爷爷业余爱好摄影，以拍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重点，也爱好足球，尤爱女子足球，看球赛时就像年轻人一样投入。他平时喜欢看书、听音乐，常与奶奶一起相守在家欣赏音乐，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偶尔也吊吊嗓子唱一段京戏。

　　当然爷爷把更多的思虑放在了他的工作上。他读书、看报、浏览互联网，了解国际国内最新政治经济新闻，思考涉及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时，他提议增加“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条文，并就农村教育、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土环境的保护等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都是他在各地走访调研反复思考的问题。他晚年经常回家乡考察，特别关心太湖生态保护和治理，多次乘船沿湖调研，召开相关座谈会，专题研究太湖水污染防治，并据此向中央建议加强对太湖治理的组织协调。他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领导职务期间，更是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放在心上，时时思考，积极交流，通过广泛联系做好联络和协调工作。这都凸显了他精神境界的开阔高远。

　　但是，爷爷最本质的精神品格还是他的企业家精神。

　　一是高远眼界。太爷爷、爷爷的企业实践从来不局限于一个企业的基本盘面，而是着眼上下游市场的变动趋势、整个行业的进退消长。抗战胜利后，爷爷担任茂新面粉公司总经理，主持茂新的复业。他一面加紧茂二、茂四的整理、复产，一面组织茂一、茂三的修复、重建。在他主持下，茂新一厂建设全新厂房，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英国制复式钢磨以及配套设备，建成后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三家面粉工厂之一，贯彻了太爷爷提出的“作世界之竞争”理念。

　　爷爷的全球眼光，在他创立和主持中信公司的实践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仪征化纤项目是中信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项目因为缺少支付进口设备的外汇而停顿，爷爷闻讯后立刻意识到，这一瓶颈可以通过国际通行的债券融资方式得到突破。为了帮助项目上马，他亲自带队前往日本寻求合作，其间遭遇强烈的反对声音。对此，爷爷一面介绍国外资本运作的做法，说明债券融资的合理合法性；一面讲清“借鸡孵蛋”的道理，强调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根本上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最终排除阻力达成协议，发行总额100亿日元、为期12年的中信公司债券，融资用于该项目建设。项目一、二期相继建成投产，至1988年累计实现利税11.06亿元，赚回一个新的大型化纤联合企业。中信公司这一开创性的发债融资案例，后来被称为“仪征模式”。

　　二是坚韧品格。企业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仅需要判断正确、决策果断，而且要有行动的定力和韧劲。1950年，爷爷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掌管家族留在上海、无锡的全部纺织、面粉、机械修造企业。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企业生产经营陷于困境。爷爷提出“经营合理化”，对外调整原料采购和产品营销策略，优化采购和库存结构，拓展产品销路；对内整顿资产、整顿生产、整顿债务，促使企业逐步摆脱困境，也为国家经济的恢复作出贡献。

　　爷爷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也延伸到了中信公司。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发射亚洲一号卫星。1984年11月，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成功回收先前未能进入预定轨道的两颗人造卫星，检测发现这两颗卫星状况良好，便提出检修翻新后重新发射的建议。获得相关信息后，爷爷果断拍板，由中信公司购买其中的西联星6号卫星，并用长征火箭发射升空，用于亚洲地区通信。当时亚洲区域上空还没有卫星通信服务，为此中信与香港两家通信公司合作，成立亚洲卫星有限公司。1990年4月，卫星成功点火发射，爷爷亲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这一时刻。

　　三是创新意识。创新是企业家的内在品质，也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责。新中国成立之初，私营企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和市场销售不畅的困难，为此爷爷提出“加工订货”的生产经营方式，即由国营专业公司与私营工厂订立代加工合同，国营公司调配主要原辅材料，私营工厂组织加工生产，国营公司付给工缴费用，统一安排产品销售，后来发展成“统购统销”。这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式很快在全国推广，促进了经济恢复。

　　在爷爷主持下，中信公司在短短数年间成功创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十多个“第一”。1986年的嘉华并购案例，成为后来香港化解债务危机的样板模式。在这之后，中信香港（泰富）公司择机对香港交通、通信、能源等，展开一系列股权并购，引起港人惊呼：“荣老板收购香港！”这不仅增强了中信在香港的实力地位，更重要的是稳定了香港实业界和公共服务业在港发展的信心，为香港的回归和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四是爱国爱民情怀。“实业救国”是太爷爷一辈中国企业家基本理念的精魂所在。爷爷也在青少年时就确立了报国裕民的雄心壮志。1954年，国家开始对民族资本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爷爷率先提出将申新纺织公司与国家合营。至1956年，全部荣氏企业都完成了公私合营，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对私改造”中起到带动作用。在这之前，爷爷实际上已经把梅园、大公图书馆连同全部藏书，以及家宅、田地等都捐给了国家。在他看来，企业资产来自社会，只要有利于国家建设、人民福祉，回归社会理所应当、势所必然。所以当被问起作为一名资本家为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他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1979年1月，邓小平邀请工商界的五位老人座谈，听取大家对于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他对爷爷说：“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爷爷深受鼓舞，几天后就拿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亲手拟定公司章程。此时的爷爷已经年逾花甲，但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足，他决心尽自己的力再创一番事业。为此他忘我工作，担任公司董事长的14年间，他的工作时间几乎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却从没有拿过公司一分钱工资。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作谈话，又一次鼓舞了爷爷。当浦东开发开放战略按照国家规划逐一展开时，爷爷专程到宁波考察，有了临港建设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大致构想。10年后，一个以深水港口为中心，由码头、仓储、航运、船舶修造相配套，以能源、石化、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临港开发区，在大榭岛拔地而起。现在，北仑港正向着与世界一流看齐的自由港目标大步迈进。（荣明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