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建立的荣氏企业集团（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至20世纪20年代前期共有22家企业，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之一。

　　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民族资本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抉择：如何为民族工业保留一份火种？如何为抗战胜利积聚产业经济的有生力量？

　　内迁之路，艰苦壮烈

　　面对战火逼近的危急情势，荣家企业高层多次进行讨论。最终否决了将工厂“出租”给外国商人以求庇护，炸厂沉机、疏散工人、坚壁清野等意见，按照荣德生“那些厂子来之不易，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中”的嘱咐，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毅然作出将汉口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内迁川陕的决策。在这之前，无锡公益铁工厂已于1938年内迁至重庆菜园坝，一度改名“复兴铁工厂”，成为当时内迁企业中最早开工的企业之一。

　　汉口荣家企业的内迁自1938年4月启动。其时日军已逼近武汉，申四、福五的拆卸工作在敌机空袭下进行，一些工人在拆机抢运中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年8月迁运开始，主要分两路进行：一路以重庆为目的地，李国伟亲赴重庆，选定猫背沱作为建厂基地，同时包下怡和、嘉禾两艘轮船，将1万锭纱机、80台布机，部分漂染、整理设备以及日产500包的面粉设备拆迁装船，沿长江溯流上运；另一路前往陕西宝鸡，由章剑慧主持，带着2万锭纱机、400台布机和一套3000千瓦的发电机组，从武汉徐家棚火车站出发，沿铁路、公路西行转北上。两路迁徙都充满了艰难险阻：部分机器设备遭到日机轰炸，化为碎片、沉入江底；一些员工为了保护机器、物资，血洒江滩山岩，艰苦壮烈不亚于浴血沙场。

　　荣家企业内迁，不仅是机器设备的迁移，更是民族工业血脉的保存。内迁过程中，企业管理层和技术骨干也纷纷随厂西迁。无锡公益铁工厂有数十名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路随行到了重庆，并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要的技术骨干。李国伟的妻子荣慕蕴作为荣家大小姐，毅然离开租界的舒适生活，来到宝鸡这个当时贫困闭塞的山区县城，整整待了6年，协助组织教育、文化工作。正是这种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支撑着荣家企业实现内迁复产、抗战救国的英勇壮举。

　　迎难而上，复工复产

　　抵达后方，企业落地重建面临更多挑战。一是自然条件恶劣，重庆、宝鸡以及后来的天水等地，都是山区，与江南相比寒暑失调、用水短缺，战乱中的运输条件极差，原料供应和产品运销难免受阻。二是日军轰炸威胁，据《宝鸡申新纺织厂史》记载，1940年8月的一次轰炸中，厂区中弹20多枚，厂房受损严重，1114包棉花被焚毁，织布机、纺车等机器被炸坏。三是基础设施缺乏，当时的宝鸡几乎没有近代工业，机件物资、建筑材料、动力资源等都异常匮乏，重新建厂的困难超出荣氏兄弟最初的白手创业。

　　对此，李国伟认为：“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千难万难也要迎难而上，把工厂建起来、把生产搞上去。申新重庆厂（当时一度改名“庆新纺织厂”）于1939年元旦完成复工投入生产，成为内迁大型企业中最早复工的工厂。宝鸡申新纱厂也于1939年8月开工试生产，到年底时开出细纱锭1645枚，工人增至570人，产出棉纱约400件。

　　在复工复产中，荣家企业经营管理层采取了多项创新性措施：

　　一是建设“窑洞工厂”。1940年1月，开始在长乐塬山坡开挖窑洞，历时14个月，9个窑洞全部竣工并贯通。这些窑洞总长1793米，建筑面积4847.5平方米，使用面积3954.5平方米，可容纳万锭纱机。各窑洞间有多条横洞连通，洞壁及洞顶全部用青砖砌拱，并建有完善的通风、排水系统。这一设计不仅能有效防御空袭，还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

　　二是开辟发电动力。因为条件限制，汉口运来的发电机组一时无法安装运行，工厂技术人员便征集、修复老式木炭发电机、蒸汽机，改造十几台战损汽车的引擎用于发电。1940年初，申新厂向陇海铁路租赁一台弃置于路旁的火车头，经过改装用于发电，于7月23日开始运转。到1941年初，原有3000千瓦发电机组终于运转发电，保障了申新纺织厂的全面开工复产。修复机器的钢材短缺，也是采用灰口铁改性作替代，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求得解决。

　　三是实施灵活经营策略。战时原材料十分紧张，市场起落变化剧烈，加上国民党当局的经济统制，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李国伟等人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动态，以宝鸡为中心，在西安、成都、兰州等商埠城市设立办事处，又在陕、川、陇、湘、滇等地设立数十处庄口，为分设各地的企业囤积物资、吞吐货物。企业从英美等国购买的大量机器配件，也通过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辗转运达大后方各地。所有这些，使战时荣家内迁企业获得别家所没有的丰厚利润。

　　除纺织、面粉主业外，荣家企业还大力发展多元经营。为了解决交通运输困难，申新购置46辆卡车，组建成自己的运输队；雇用轮船，加上自备木船，组成船队航行于长江上游及嘉陵江上；在宝鸡配备几十辆骡马大车，从事短途运输。在宝、渝、蓉等地还建有造纸厂、机械厂、陶瓷厂、毛织厂（职员集资兴办），开挖煤矿，形成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一些工厂还自办车队、医院、学校，以及商店、合作社、浴池、理发店等服务单位，改善职工及家属生活，也为所在地区的居民提供服务。

　　筚路蓝缕，贡献卓著

　　遵照荣德生“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造事业”的谆谆告诫，荣家企业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为支援抗战、稳定战时民生以及促进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支援全国抗战。荣家企业内迁最直接的贡献是为前线将士提供急需的物资保障。公益铁工厂迁川后，曾奉政府之命，暂停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弹药，以及为抗战服务的相关机器设备，源源不断供应抗战前线。申新纺织厂生产的产品也直接用于抗敌斗争，据宝鸡老人回忆，窑洞工厂生产出来的白布直接送到附近的印染厂，漂染成土黄色，再由被服厂制作成军装运往前线。仅1939年12月统计，宝鸡“工合”（工业合作组织）就为前方将士生产军毯5万条、军大衣3.6万件。荣家纺织厂所产民用棉纱、棉布的商标上均印有“国货”字样，提醒大后方民众购用国货、抵制日货，在宣传抗战、激发抗日热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荣家内迁企业创办的宏文造纸厂，从白手起家到能生产数十种纸品，不仅解决大后方学校课本簿册用纸，而且提供报刊、传单印刷用纸，对于传递战场动态信息、鼓舞前线后方军民抗敌斗志，意义重大。

　　稳定战时民生。宝鸡福新五厂于1941年11月正式开工生产，每天能加工小麦50吨，产出面粉2000包，能满足当地数千人的食用消费；不久又扩充天水分厂，有效增加军粮民食供应。申新四厂的宝鸡窑洞工厂正式运转后，“平均每锭日产20支棉纱0.8市斤”，所产棉纱和布匹不仅用于军需，也供应市场，缓解了后方物资短缺的困境。申新宝鸡厂还是当时当地唯一一家有自发电的工业企业，其发电量不仅满足自身运转需要，还向周边企业和宝鸡城区居民供电。它创办的白水县宝兴煤矿等工矿企业，则开发矿山资源，改善了当地能源燃料供给。此外，内迁企业还吸纳劳动力就业。公益（复兴）铁工厂内迁时只是一家小微企业，以后不断壮大，1940年与申四重庆修理厂合并，恢复“公益”厂名，工人增加至400人，为当地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

　　促进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荣家内迁企业带去的设备、技术，以及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首先直接带动川陕等地的工业化。内迁的公益机器公司和宝鸡机修厂，由机器修配发展为整机制造，为西部地区纺织、面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装备，加上配套进行的职业技术培训，促进一批中小型纺织、面粉工厂的创办。其次，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1941年1月，来自汉口的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完成安装正式运转，后经逐步扩建，成为宝鸡最大的原动力输出单位，至1944年全年发电量达到760万千瓦时，为西部地区工业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基础条件。此外，还促进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传播。荣家企业通过扩大就业带出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推行的现代管理制度也为西部地区企业提供了借鉴，例如荣鸿三在申新四厂“推行车间专科毕业生管理制度”，李国伟在内迁企业率先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建立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在内的员工福利体系。在申新、福新等内迁企业带动下，人口集聚，经济联系拓展，至1941年，宝鸡从一个没有近代工业的农业小县城，发展为拥有200多家企业的工业城市，形成以荣氏申新公司为核心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以及多元配套的工业生产体系。前往参观考察的茅盾，感奋不已，为此写下《“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一文。

　　战后发展，因企制宜

　　抗战胜利后，荣家内迁企业又一次面临新的抉择：是留在内地继续发展，还是再次拆迁返回无锡、汉口？荣德生、李国伟、荣尔仁等人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作出决策，内迁的母体企业基本返回原来事业所在地，但大部分设备留在西部地区；新建和分设企业多数留在川陕原地，一部分内迁职工及其家属子女也随之留下，成为后来西部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

　　荣家内迁的纺织企业中，申新四厂本部机构回到汉口，重建申四汉口厂；另外有4家工厂分别留在宝鸡、重庆、成都三地，其中宝鸡厂规模最大，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陕棉十二厂。荣家内迁的面粉企业中，福新五厂本部机构回到汉口，复原为福五汉口厂；福五、建成面粉厂的部分分别迁往广州、上海，成为福五广州厂和建成上海厂；其余有4个厂分别留在宝鸡、重庆、天水、成都，利用战时形成的工业基础，继续支撑当地经济的发展。

　　李国伟在川陕等地新建的一批企业，基本上都留在了当地。其中最有影响的宏文造纸厂，1943年创办于陕西十里铺，日产“飞熊”牌道林纸、打字纸等2吨多。抗战胜利后，荣家第二代与李国伟等共同投资，在上海龙华建办新厂，1950年9月建成投产，日产黄板纸10吨。1954年公私合营，后改名国营立新造纸厂，是箱板纸专业生产厂家。

　　无锡公益铁工厂返迁无锡，但机器设备均留存当地。1947年，由荣德生投资、荣一心主持，以公益铁工厂的名义，在无锡城西南蠡桥堍选址建造厂房，1948年底投产。工厂命名为无锡开源机器厂，股本总值156亿元（人民币旧币），1952年公私合营，定名无锡机床厂，也即后来的机床集团、开源集团。

　　抗战胜利后，李国伟管理的申四福五集团，建立“申四福五建成宏文渝新总管理处”，自成系统，以其相对稳固的经济实力，与荣鸿元（荣宗敬长子）掌控的上海总公司系统、荣德生父子掌管的总管理处系统，三足鼎立构成荣家企业集团的三大主力。

　　荣家企业内迁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李国伟在动员职工内迁时曾说：“在这紧急时刻，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这一将企业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正是荣家企业内迁壮举最深层的动力，也是中国民族工商实业家最宝贵的品质。

　　（无锡市党史方志办公室供稿 执笔人：汤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