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伟 文 |

　　去年开学季的一天，快到下班时点，接到原先派出所同事的电话：“小王，你快点到所里来一趟，有个姓赵的外地男人带着全家过来，指名道姓非要见你。”我满腹疑惑，调离派出所这么多年，已经好久没人来找我了，会是谁呢？

　　我收拾好东西，飞也似的赶往派出所。还没走进大厅，一个衣着朴素的壮年男人一眼认出了我，主动迎了上来，伸出粗糙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晃动着。

　　他这么热情，让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完全没有印象，会不会搞错了？壮年男人自我介绍一番，我听得云里雾里。

　　在他身旁，站着一个年纪相仿的女人，还有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男孩子，我猜那是他老婆和儿子吧。果不其然，他把二人介绍给我，然后全家三口人齐刷刷向我鞠躬致谢。

　　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呢？来不及细想，我赶紧扶住他们，别让周围群众引起误会。

　　三言两语过后，他执意邀请我到马路对面小饭店里吃饭，我实在拗不过他，只好跟着过去。酒菜端上饭桌，壮年男人打开话匣子，说起了20年前的尘封往事，我的记忆慢慢清晰起来。

　　那时，我到派出所工作没多久，有一天晚上值班时接到报警，有位女青年骑自行车回家，路边突然窜出一个黑影，抢了车篓里的包就跑。老李带着我立即出警赶到现场，在周围群众的指认下，我们一路追踪到一处工棚，将躲在里面的嫌疑人周某人赃俱获，也就是眼前的这位壮年男人。

　　这起抢夺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嫌疑人也供认不讳，被抢的包里有400多块钱和一台中文BP机，按照当时的量刑标准，打底三年有期徒刑。

　　在提请逮捕前，我和老李最后一次去看守所提审，准备回来装订案卷，经由分局法制科审核后再送区检察院批捕科。没想到刚做完笔录，还没签字捺手印，周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跪在地上：“大爷、大哥，我从小就是黑户，后来用我家二伯儿子名字办了身份证，实际年龄只有17周岁，求你们救救我吧！”

　　我对周某的伎俩嗤之以鼻，才进看守所没几天，就变得刁滑奸诈，编出如此拙劣的说辞！老李神色凝重，一言不发，过了许久终于开口：“你所说是否属实？我们可是要核实的。”周某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拼命点头。老李让我另外再做一份笔录，把周某所讲的一字不漏记下来。

　　提审结束，刚走出看守所，我一个劲地埋怨起来：“周某的身份证都能证明他19周岁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派出所这么忙，哪有什么闲工夫去调查？他既然要说谎，那就更应该让监狱教他做人好了。”

　　老李瞟了我一眼问：“警察是干什么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破案抓坏人，保护老百姓了。”老李瞪了我一眼：“你说得没错，但没说到点子上。”见我一时语塞，老李解释说：“干警察这行，打击犯罪当然要快意恩仇，但更重要的是事前要警觉，事后要明察，经得起推敲。我们可以就事论事提请逮捕，检察院也可以就事论事起诉，法院也可以就事论事判决，可周某呢？万一真的不满18周岁判了实刑蹲监狱，他这辈子就毁掉了！所以，我们对周某负责，也就是对法律负责。”

　　回到派出所，老李一五一十向所长作了汇报，所长也很支持他的想法，给我们三天时间出差到周某老家调查。

　　周某的老家在安徽、河南交界的黄泛区，当地经济十分落后，超计划生育现象却很普遍，为了躲避罚款，产妇不去医院生孩子，而是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此在当地派出所户籍底册里根本没有周某的出生证明。

　　接着找周某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校长、班主任了解情况，并查阅了学籍档案，发现周某的学名都是周某林，登记的出生时间确实比身份证上的小2岁，而且泛黄的学籍卡上的照片就是周某本人，不太可能会造假。

　　原来，周某上面有3个姐姐，生下他后，家里穷得实在交不起罚款，也就一直没上户口。后来周某二伯儿子下河游泳溺水身亡，周某就顶替了他的身份，办了身份证出来打工。

　　村支书、治保主任、妇女主任、赤脚医生、校长和班主任都愿为此作证，并在询问笔录上郑重地签名捺印，再加上学籍卡旁证，检察院、法院最终采信了我们提供的证据，认定周某系未成年人，考虑到他认罪态度较好，又是初犯偶犯，便依法判了缓刑，当庭释放。

　　父母将周某领回老家后，按照当地习俗“冲喜”，早早地结婚生子，安心在家务农。如今他的儿子考上了江南大学，借送儿子来无锡报到的机会，上午刚办完入学手续，下午就领着全家人来道谢。

　　说完他的故事，周某请我联系老李，他要登门拜访，算下来，老李该有73岁了。我告诉他，老李前年得了重度糖尿病去世了，周某惊讶万分，手中的筷子掉落地上，堂堂七尺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嚎啕大哭。我好不容易劝住他，周某老婆抱出2箱土鸡蛋，1箱送给我，另1箱请我转交老李家人。我实在过意不去，硬是塞给他儿子500块钱，算作开学贺礼。

　　周某在我的生命中只是匆匆过客，我做过的事连自己都记不得了，他却铭记至今，把我当成恩人。经历这件事后，再次咀嚼老李说过的话，方觉余味悠长。无论执法还是服务，事前要警觉，事后要明察，合起来才不愧“警察”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