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很少有读私塾的经历。上世纪40年代，“洋学堂”已很普遍，但我出生在穷山村，才有了读三年私塾的经历。人生真的很奇妙：那个没有寒暑假的私塾，恰恰为我人生抹上了浓厚的底色，让我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

　　村上很多人和我父母一样，是大字不识的“睁眼瞎”。让儿子读几年私塾，求的只是“会写写名字、记记账本”。合伙请个塾师来“处馆”，家长见了塾师，总会说：“小囡不听话，只管打尽管骂，我俚是出钱请先生管教的。”

　　学堂十分简陋。找二间空闲民舍，在土墩子上架几条木板，就是课桌；凳子，是学生自带的；办公桌，往往是借来的账台。

　　我从过三位塾师，分别姓李、姓徐、姓吴，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大名“子玉”。方圆五里内，吴是出名的“凶先生”。藤条和戒方，是他的标配。吴先生对我倒是“青睐有加”，给我取了个学名“品琪”，大概是希望我“成块美玉”。我也曾把它写在课本上，可是不久就弃置了。“洪祥”，是父母一本正经请了算命先生取的：“五行缺水，加个‘洪’；配个‘祥’，一生吉祥。”一名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名字全无“儒雅”之气，曾被我的学生“吐槽”，可我一笑置之。我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我是个农民的儿子，且名字寄托了父母的祝福。

　　私塾的学生不分年级，总共不足20人，几乎全是男的。塾师吃的是“番饭”，三天“一番”，由家长轮流供应。家长对塾师非常敬重，总会割块肉、买条鱼，先生也很知趣，每次会让这些食物能应付三天。

　　每个“番”上，家长还会给先生送上一包潮烟、一瓶火油、一沓手纸——可以说，把先生方方面面的需要都考虑到了。束脩，是每年四斗米（合60斤），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先生会酌量减免。

　　吴先生打手心，有轻有重：轻的，握住手掌打几下，叫“空心手心”，不会太疼；我也挨过一记。一次，吴先生坐在账台上，突然飞来一粒“子弹”，恰好打在他脸面上。那是学生自制的“竹管枪”，“子弹”是朴树果，不会太疼，但吴先生怒不可遏，因为查不出“元凶”，就打“满堂红”：每人打一记。要是犯大错，就要将手掌搁在台角上打三五下，手掌就会红肿起来，连端碗吃饭也成问题了。家长就算心疼也只能藏在心里。更严重者是打屁股：褪下裤子，按在长凳上打。不过我只见过一次。说起来还是个笑话：一名汤姓同学陪先生吃饭，乘机大吃红烧肉。饭后，吴先生听到灶下母子暗暗对答。汤母问：“肉碗怎么浅了这么多？”汤生说：“是先生吃掉的。”不料被吴先生听见了，他强压怒火，一到学堂就打汤生的屁股。三记下去，汤生直叫，提起裤子就往外逃。吴先生喝令学生去追……那一幕，几十年过去了，想起来还要发笑。

　　藤条，平时当教鞭，也会打向那些打瞌睡的学生。不要说瞌睡虫逃跑了，就连魂灵也会飞出窍。可是，没有一个家长会去责怪先生。事实上，经过责罚的学生，大多长了记性。

　　私塾启蒙，是从认“方块字”“人手足刀尺”，描红“上古大人孔乙己”开始，再是读《百家姓》《千字文》。我只上过三年，没念到“四书五经”。算术只学过两年，考初中时幸亏语文帮了大忙，让我迈进了江阴县中学大门。

　　我从私塾得益的不仅如此，还养成了许多好习惯，“敬惜字纸”就是一例。教室墙角放置一只竹箩，凡是写有字的纸，都要放入其中。放满了就送到花山上龙王庙前焚化纸钱炉中，为的是不让有字的纸受到亵渎。“敬惜字纸”，就和乡亲们对塾师的敬重一样。

　　吴先生早已作古，他可能不会想到：还有一个他钟爱过的学生，在写着他践行“玉不琢，不成器”“教不严，师之惰”古训的故事。事实证明：只要是从爱出发的严格，都会得到学生的理解。 （苏洪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