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孝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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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八十有三。几十年来，我除了自己读书，学写文章之外，先后协助过三位先生：范文澜先生、章士钊先生、匡亚明先生。三位先生各有成就，总之都是我们当代的著名人物。能够协助他们做些事情，使我从中受到许多的教育。三位先生的身教、言教，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范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夜里发心脏病导致不治。本来我们几个助手住在他家里，他家里人少，他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住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一个高干居住的地方，都是一栋栋小楼房。他的隔壁是华罗庚，前面是荣毅仁，那边是周建人，都是知名人士。因为周建人、华罗庚、荣毅仁这些人家都有秘书，所以这个地方还组织了一个秘书食堂，我们在范老家住，在这个食堂里吃。
范老这个人不要做官。范老是第一个做中央委员的知识分子，又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常委，就三个头衔，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处级干部，而且他是不管事的，就是呆在家里写书，每年过年团拜的时候出来与大家见见面，范老常说的话是“我们乡下人进城，给大家敬敬酒”之类。当时科学院成立的时候，请他做副院长，他完全够这个资格。但范老上签呈，说自己没有行政的能力，如果做副院长，不能完成党的任务。历史所本来请范老做所长，他又说“我不行我不行”，后来分成三个所：一所郭沫若兼，二所陈垣兼，三所就是近代史所，又名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范老为所长，他一辈子的实际官职就是这么一个处级干部。
过去我们住在东厂胡同一号，就是北大的老地方，范老住的几间房间原来就是胡适的房子，胡适所有的书、档案，全部在我们近代史所。包括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婚证书，都在那里。因为胡适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带走。前面是范老住家，后面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每天早上，他拿着一个茶杯到书房里工作。这个地方最早是黎元洪的房子，办公的地方原是黎家的祠堂，三间，上首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当中摆书，都是常用的书如《四部丛刊》等；旁边是助手坐，我也坐过。一直坐到中午，他的孙子，叫小铁牛，拖他爷爷回家吃饭。下午就不来了。后来因为找他的人多，就住到城外去了，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和华罗庚他们住到一起，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我们几个助手，就跟着搬到他家。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读一点书。他写书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很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大事记，一个地图。大事记是时间的概念，地图是空间的概念，大事记可以把前后事情连贯起来，地图则可以弄清事情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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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通史》，我主要协助他的工作就是隋唐五代部分。开始的时候，我分搞经济史。范老对几个助手是有选择的：政治史他不要助手，因为在政治史方面，他是有“微言大义”的，我们的思想和他相差很多，无法代他做；而且政治的材料比较集中，主要在《二十四史》中。魏晋南北朝以前部分，没有助手，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很多书他甚至都能背诵，有时我在他面前念错了书，他立刻就能纠正，记忆力特别好。从隋唐部分开始，才需要助手。最初我开始做经济方面的助手，因为经济的材料很散，需要收集。在我之前做这部分的人都没有成功，我是第一个成功的，所以他对我很好。
唐朝史学的名著，范老叫我着重写两部：《史通》和《通典》。我就问他，《史通》研究的人很多，我应该写它什么东西呢？他说你就写《史通》的“直笔”。后来我就依据他的精神写，反复强调“直笔”与“曲笔”。中国历史上有“直笔”的传统，历代的史家，特别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为“直笔”而牺牲生命的，不乏其人。书法方面，他叫我写颜真卿。他说：“颜真卿之前，中国书体以‘二王’为正宗，颜真卿出来就变法了，从颜真卿起，颜字就取代了‘二王’的地位，一直到后来都是写颜字。”我们小时候写字临帖，大家都临的是颜字或柳字，柳字也是颜字的一个支派。宋代的四家，都是颜字的支流。他往往就说一个头，下面就由我来发挥。他又说：“颜真卿的字和王羲之的字不同，王羲之的字风流潇洒，这是反映了当时清谈的风气，只有在这一风气之下，才能出现像王羲之这样的字。”所以他反对郭沫若说《兰亭集序》是假的。他认为颜书代表的是盛唐气象，颜真卿的肥字、雕塑绘画中的胖女、画家笔下的大马，都是反映盛唐气象。他对改定的《唐代的文化》很满意，原稿我还保留着。最后，他写了“简短的结论”，这等于是范老的绝笔了。“简短的结论”是《中国通史》每册后面都有的。当时他已经有病了，他在楼下，我在楼上，他就到我房间里去，叫我写这最后的结论。我说我不敢写，他说你放心大胆地去写，写完后我来改。我写了初稿以后，范老改定。他修改的重点有二：一是强调文化交流，比如亲自撰写的这一段：
“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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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当时除马恩列斯毛以外，能看的书不多：一是医书，当时很多下放的人都会针炙什么的，就是因为无事可干；一是《鲁迅全集》，我看《鲁迅全集》，也是“文革”中，认真通读一遍，还做了很多卡片；此外就是《中国通史简编》，在“文革”中印了22万部。所以很多学理科的人，都看过范老的书。“文革”开始后，毛泽东的女儿传话，叫范老继续撰写《中国通史》，他就开始选助手，我是其中之一。他和我谈过关于宋史的看法，当然最后没有实现，但他的这个崭新的看法，我一定要讲出来。他说，宋史应该这么写：第一章写西夏，第二章写辽，第三章再写宋，理由是西夏与辽是在宋朝之前就建立了。过去以宋为主，先写宋再写西夏、辽，这是大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按照王朝顺序来写。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西夏、辽写好了，就能明白北宋的处境，两个“敌人”弄清楚了，北宋也就清楚了。第四章写金，南宋与金一起写，就相当于南北朝的写法。南北朝是并列的朝代，尚且一起写，南宋当时向金称臣，怎么能凌驾于金之上？！
除了工作内容外，我私人和范老的学术接触，有一个是《胡笳十八拍》事。当时郭沫若写蔡文姬，而蔡文姬牵涉到《胡笳十八拍》，关于《胡笳十八拍》，传统的观点都认为是假的，不是蔡文姬作的。郭因为要写蔡文姬，便说它是真的，写了文章，引起反对意见，形成两派，一派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很多人，一派以第一个发起反对的上海刘大杰为代表的一批人。反对郭沫若观点的人中，大都是老先生，如刘盼遂等。当时在《光明日报》的周刊上，这一期发表的是郭派的文章，下一期便发表反对他的文章，针锋相对。到了后来的《兰亭集序》讨论时，有一天早上，那时还在城里，范老端了茶杯来，问我的看法怎么样，我说我不赞成郭老的观点。他就说：你写篇文章。因为范老不能亲自写文章，他对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与郭沫若不同，两人常写文章交战。后来党中央就和范文澜打招呼说，当时郭沫若还不是党员，你是党员，这样批驳他对团结民主人士不利。所以自此以后范老就没有写过一篇反驳郭沫若的文章，但是他的书每再版一次，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意思就是我的观点并不放弃。最近我在纪念匡亚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之中，还提到这件事情，匡老写孔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社会，也就面临着郭沫若、范文澜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说：我经过比较研究，范说符合实际，我只有采用范说。对此我很佩服匡老。回到话题上，范老当时不好写文章，就叫我写。每天早上第一桩事情，就是捧了个茶杯到我房间里，问我昨天看了什么书，得到什么观点，要我一一告诉他。初稿写出来给他看，二稿写出来还给他看，范老看得极仔细。我举个例子，初稿上曾说蔡文姬还有一个姐妹活着，二稿变成蔡文姬还有一个妹妹活着，他就问我：你初稿说的是姐妹，二稿说的是妹妹，有什么根据没有？我答说没有，他就质问：没有怎么行呢？！“姐妹”是姐姐或者妹妹，“妹妹”就肯定是妹妹，这一定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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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卞岐认识《文学遗产》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某主编，名字一时不能记起，他同我的儿子讲过，说回顾《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的文章，就属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最扎实。这也是范老比较欣赏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好之后，范老亲自送给何其芳，何其芳当时是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送给余冠英看，余冠英看过，认为可发表。我的文章是最后发表的。范老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才亲自送去，并认为“可作为定论”，这是他的原话，绝不是我自己说自己好。最近《文史知识》回顾《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很多人都引到我这篇文章。
范老对我的关于《胡笳十八拍》的文章很满意，但当面不对我说。一是亲自送给何其芳，并说可以成为定论；二是对其他助手，特别是对张遵骝说过，卞孝萱这篇文章写得好。张遵骝是张之洞的曾孙，他把范老的话告诉了我。范老对我帮助他收集《中国通史》的资料，写初稿，也很满意。后来新分配去的人，他曾对这些人说过：你们来，就要学习卞孝萱。这是当事人之一朱瑞熙告诉我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些人“靠边”了。当时范老接受毛主席的指示要重写《中国通史》，需要助手，他就把我提出来。当时造反派说由他们来，范老说不行；造反派又说可以来三个人顶他一个人，范老还是说不行，就要我一人。这说明了他对我的看法。
范老在没有人的时候，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说：以你的才力，我相信能够成功的；但是你一定吸取我的经验，听党的话。他的话语重心长，我能体会他的深意。
他在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后，召开了一个全所大会，他在会上讲“你们做学问是不知老之将至，我做学问是不知死之将至”，他说“我现在是日暮赶路程，欲行足不前啊……”我每想到这个情景，都忍不住要流泪……
范老和我非亲非故，他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本文摘自《冬青老人口述》，标题为编者所拟。该书由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