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惠民 文 |

　　四十年前，华东师大招收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生，导师是许杰先生和钱谷融先生。那年许杰先生已近80高龄，就招了这一届。两年后，钱先生再招第二届时，许先生就停招了。那时候，复旦大学还没有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授予权，还记得复旦的那一届硕士生的学位，是他们毕业时到华师大来申请的。

　　因为许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我们六个研究生的教学及有关事务，基本上都是钱先生管的。平时有时也会到师大二村许先生家里去看看他，随便聊聊，有时也会聊到当年他下南洋的旧事。1928年他到吉隆坡办华文报纸《益群日报》,还主编文艺副刊《枯岛》，培养了一批华文文学的爱好者写作者，被称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开创者先驱者。当时上海有个名记者谷苇先生采访许先生后，说过一句话,“如果许先生有一个研究生研究华文文学多好”,后来我转向研究华文文学，无意中成了这“一个”，和先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不无关系。2002年我应邀到新加坡出席“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亚洲学者国际研讨会”，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原系主任、资深学者杨松年教授听说我是许先生的研究生，就要请我吃饭，那真是沾了先生的光!

　　许先生20年代初期就参与“五四”新文学的创建，是文研会的早期会员。他的一些以老家浙江农村为题材的乡土小说如中篇《惨雾》、短篇《的笃戏》《赌徒吉顺》等，很快就引起文坛和读者的注目。茅盾先生在堪称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总结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序言里，对他的创作也推崇有加。后来到大学里任教，30年代就当了广东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教授、系主任。1952年华东师范大学初建，他就从复旦教授转任为华师大中文系的创系主任，50年代就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还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但因为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北京却终未能成行，也就在那时，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坐在第一排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合影时就站在主席身后，主席和他握了手。德高望重的许先生，受到同道的普遍尊仰，但因为说了两句真心话，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是当时上海高校最“有名”的大右派，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到1977年才重新“复出”。“文学为人生” 是先生矢志不渝的理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放弃过，也成了我基本的文学信念。

　　接触多了，就深感许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一头稀疏白发，总是笑眯眯地和蔼可亲，和自己的父辈一样。在对学生的培养上，许先生和钱先生一样是很用心的。先生不放过一个机会，让学生能参与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或近距离接触名家大师。1980年春，浙江召开省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先生是浙江天台人，五四老前辈，自然是被盛情邀请，他带了我们几个研究生去参会，会后又带我们游富阳桐庐，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在富春江边拍的黑白照片，照片里还有同时参会的复旦蒋孔阳、濮之珍教授伉俪。

　　毕业前，研究生要实习，给本科生上一堂课。我讲的是戴望舒, 先生就要我去拜访一下同系的施蛰存先生，因为施先生是望舒先生的好朋友，可以通过施先生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教学（研究）的对象。施先生住在静安寺路旁背街的一栋小楼里, 大约先生已经先和施老打了招呼，那次我去登门拜访，施先生谈兴颇浓，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戴望舒以外还谈到了当下文坛，当谈到当时一个主张“讲真话”的老作家时，施老直言不讳的一番话，让我十分意外、印象极深……我的学位论文选题是叶圣陶小说的艺术特色，先生又让我赴京拜访叶老，正是有先生这样和叶老同是文研会的老友的关系，我才有幸踏进了北京东四一条胡同里的叶府，还亲聆叶老长子叶至善先生对我论文构想的一番具体指点，实在弥足珍贵。

　　上海三年，最难忘的一件事，大约是研二的时候，有一次我从老家南通探亲回上海，从十六铺码头上岸坐公交回华师大，到了学校，一摸，口袋里的200元钱竟不翼而飞！正好过两天到许先生家去，顺口就说到了丢钱的事，许先生听了，马上就到房间里拿来200元，只说了句“你先拿去用”，也没批评我，过一阵我发了工资（那时我是带薪读研），又向家兄借了点钱还给了先生。这是我从小到老唯一一次丢东西。在我身无分文的窘困时刻，是先生给了我最及时的帮助，自然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我从华师大毕业到苏州任教后，曾多次在苏陪同先生游憩。去看过光福邓尉山麓的“清、奇、古、怪”四棵古树，也去东山的雕花楼享用过美餐。1985年范伯群教授要编一本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书，想请京沪宁的几位资深专家来苏座谈出谋划策，让我去上海请许、钱二师，我专程去沪，两位先生二话没说，就跟我来了苏州。尽管当年许先生已经八十有五，但对学生的事总是极力支持，让我不胜感念。

　　1993年9月25日下午3时，许杰先生因脑溢血逝世，10月5日我到龙华殡仪馆参加了追悼会，送先生最后一程，而先生的恩德将永记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