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森宝 文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9岁，上小学一年级；对有些事似懂非懂，只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是农民，母亲体弱多病，父亲整天手不停、脚不停，忙得“团团转”，才勉强养家糊口。临近过年的一天上午，母亲忽然对我说：“三儿，你去生产队领钱。”“领什么钱？”我疑惑不解地望着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不让我拿钱。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去吧，带上爸爸的图章，喊到你爸爸的名字，你就把图章递上去，给你多少钱，你就拿回来。”母亲眼里闪着泪花说。

　　我来到生产队队部，看到“会场”中央放着一张写字台，坐着生产队的会计、队长；早已有不少叔叔、阿姨、阿公、阿婆在两边坐着。队长报姓名、报钱数,会计则清点、付款。一位阿姨拉住我的手问：“三儿，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在家里。”我怯怯地说。“唉，老徐家真难……”“四个孩子，三只书包……”不少人用同情的口气说着。

　　当队长喊到父亲的名字时，有位阿姨推我上前，我递上父亲的图章，会计拿出一张拾元，正要拿一张伍元时，队长一把按住他的手，迅速数了18张崭新的红色“壹元票”递给我，然后用手轻轻拍拍我的头，什么也没说。有位阿婆替我把钱和图章放进衣兜里，并嘱咐我用手按住衣兜。我按照阿婆的嘱咐一溜烟地跑回家，把钱和图章交给母亲。母亲接过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突然，母亲一把搂住我，眼泪顺着她的脸颊一滴一滴，滴在我的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18元钱（已除去一家人口粮），是父母一年做到头的“分红”。

　　18元钱，有许多地方要派用场，可父母一致决定：先把三个孩子的学费留下。剩下的钱，父母俩便“嘀嘀咕咕”商量怎样过年。

　　大年夜前两天，父亲半夜出门到肉摊排队，买回一个猪头重12斤，两毛钱一斤，够我们一家人吃的，过年讨吉利称为“元宝头”。父亲把“元宝头”稍作“改刀”，把猪耳朵、猪舌头、猪脸上的“精肉”割下“另用”。小年夜傍晚，父亲就用一只大锅放在煤球炉上煮“元宝头”；俗话说“火到猪头烂”，半夜父亲又出来添个煤球。临近天亮，母亲突然被一股熏焦味惊醒，哟！一大锅“元宝头”煮糊了。也许是父亲太累了忘了把炉门封一些，母亲没半句怨言，反安慰父亲说：“没事，还有一半能吃。” 然后默默上自留地取蔬菜；父亲则到灌溉水渠渠头五六米处筑坝，花4个小时掏干水，赤脚在污泥中捕到约两斤 “小猫鱼”。 母亲“巧手生花”烧出：大蒜耳朵丝、舌头胡萝卜片、白菜肉丝、韭菜肉丝、萝卜红烧鱼等满满一桌“美味佳肴”。

　　那顿“年夜饭”味道好极了，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只是吃鱼时，父母亲不时提醒我们“小心鱼刺，小心鱼刺”。

　　“嘣叭！” “噼哩啪啦！” 大年初一清晨，一阵爆竹声把我们惊醒。母亲的唤声亦轻轻响起：“孩儿们，快起来吃长寿面啦。”我们穿衣、洗漱、给父母拜年，父母早把热气腾腾的“长寿面”端上桌。

　　队长第一个来我家拜年，送来了年糕、团子；乡亲们也送来年糕、花生、瓜子之类；有位阿姨给我们兄妹4人各送了一双袜子……

　　岁月悠悠，弹指一挥50多年，可每当过年吃年夜饭时，我总会想起那年过年，那18元钱，还有那些可亲可爱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