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志伟 文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个特殊的时期叫“农业学大寨”。每天清晨，老队长敲响挂在自家门前树上的钟，操着嘶哑的嗓子喊道：“上工了，上工了。”钟声三遍以后，村民三三两两拿着农具走出家门，等候队长派工下地干活。当时的农民除挣工分等待年终分红，平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一年到头家里的油盐酱醋、草纸肥皂等要靠现金购买的生活必需品，都是捉襟见肘。有的农户不得不将自家老母鸡生的鸡蛋，七八分钱一个，拿到街上卖掉，所得的钱买回一块肥皂或一瓶酱油。

　　当时政府允许农民搞的副业只有一项，就是养猪。但规定，猪粪只能作为集体用肥，农户不能浇到自留地。每逢农历初三、十三、二十三，街上集镇有个类似庙会般的集市，我们都叫“落上”。四邻八乡的农民都会将土特产品、禽畜、家什上市交易。开春后，几乎每家都会到落上选购苗猪，家里人多的选两只，人少的选一只。六七个月后，苗猪长成了肉猪，可以出圈了。当家人心里喜滋滋的，因为卖掉大猪后就有钱改善下伙食，或给孩儿们添衣裤、交学费了。当时公社生猪收购站负责收购生猪的师傅叫阿德，眼睛有点眨巴，农户把生猪抬上磅秤，他便从猪颈、猪肚、猪腿摸三下，毫无表情地喊道：“三等乙级，45元2角！”说完，便在猪的腹部剪几刀猪毛做记号。卖猪户总会哀求说，阿德师傅你再看看，我家的猪长得这么壮，能否再高点。阿德师傅抬起头，提高嗓音说道：“不卖扛回去！”扛回去说得轻松，这猪今天被一惊一吓，已掉了几斤肉，扛回去需再养一个礼拜才能长回来。再说家里猪饲料已吃完了，不卖也得卖了。数着卖猪的钱，心里叹息着，全家人辛苦了半年多，100斤毛猪只卖45元钱，这日子太艰难了。

　　说归说，怨归怨，到了第二年春天，农户们还是照常去落上选苗猪。又半年过去了，肉猪可以出圈了。但一想到阿德师傅那把剪刀，心里又凉了半截。就在这年，隔壁村上几位头脑灵活的兄长叔伯打听到，苏州虎丘生猪收购价比我们当地高。一只猪可多卖十几元钱。这不得了，十几元钱差不多一只苗猪价格了。当年，我们家养了两头肉猪。我和巷上几户村民商量，决定搏一记——去虎丘卖猪。但细细一想，从老家到虎丘需经过望亭、浒墅关，水路需40多里，中午12时前必须赶到，靠摇船拉纤能行吗？我们盘算了一下，40多里水路必须5个小时以上，如早上6点钟前开船，中午应该能赶到虎丘。

　　到了卖猪那天，我妈半夜三四点钟就起来喂猪食，让猪多吃一点，因为多一斤重量就是多卖钱呀。早晨6时前，我们将七八头猪扛上水泥船，摇橹的摇橹，撑篙的撑篙，一起往苏州赶。到了塘河（大运河），我和裕民、建友三人上岸拉纤。阿南、伯寿两位稍年长的在船上掌舵、瞄纤。九十月份的太阳还是蛮毒的。我们俯起身子，踩在一脚高一脚低的纤路上，奋力拉纤。不一会，我们三人已经汗流浃背了。约莫三个钟头，我们的船要过浒墅关了，集镇临河纤路断了，我们只得收起纤绳上船。回到船上，看着躺在船舱里被捆绑、被太阳灼烤的八头大猪，尽管同行的两位婶婶不断为它们浇水降温，还是不断地喘气，吐着白沫。想想路程才过半，不要“猪坚强”们坚持不到虎丘啊。怎么办？我们决定拖轮船、抢时间。说干就干，刚好有一列货轮由无锡往苏州方向开过。我们的船便往货船靠了上去。我和裕民先用力拉住货船船舷，建友用竹篙倒钩货船尾部，然后三人一起发力，拼命拉住竹篙。货船老大看到我们强行拖船，一会左满舵，一会右满舵，想调龙灯似地把我们甩掉。裕民见状，连忙用缆绳扣住，当舵的阿南、伯寿跟着将舵推扳变换，终于将船稳住。阿南叔来到船头与货船老大求情，说清我们是农民，家里养了猪要去苏州卖掉，太阳又毒，时间赶不及了，求他帮忙捎我们一段。货船老大见我们说的是实话，便点头允诺了。就这样，我们终于在中午休市前赶到了虎丘生猪收购站，将八头肥猪一一过磅。收猪师傅同样将猪从头到腿摸摸，用剪刀剪了三下猪毛报价：“二等甲级，54元6角！”我们几人听后不约而同露出了笑意。

　　走出收购站，我们都用手捂着装有卖猪钱的口袋，走进了山塘街的饭店。稍有口吃的伯寿对着我们几位说：“你们几位今天拉纤拖轮船辛苦了，点只糖醋排骨，这是上海的光明牌啤酒，来瓶尝尝吧。”我想今天肉猪卖了个好价钱，就开开洋荤吧。回家路上，我斜躺在船舱里，用草帽盖住了脸，打着啤酒的饱嗝，心想，回去后再去落上捉两只苗猪，明年又可到虎丘来卖肉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