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春 文 |
我一直以为，治学不功利、能受苦是学者特别重要的品格。刘桂秋教授研究国专与唐文治已有年头，成果均见苦功，甚是难得。日前，他又以新版《唐文治年谱长编》相赠，觉似盛夏沐春风。正如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虞万里在书序中所评价的：“桂秋兄沉潜笃学，刊落声华，不汲汲于课题之立项，每欣欣于史实之抉发，为学多方，深造独得，尤究心于乡邦文献。”
刘教授《唐文治年谱长编》是克服万难后修成的圆满。年谱编写之难，是不为常人所能知晓的。它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正如历史学家来新夏在《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代序）》中所说：“年谱是史籍中的一种人物传记，但它和一般传记有所不同。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日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胪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从年谱的史学特征看，这样的体例早已有之，但作品并不多。自宋以降，直至近现代，年谱编撰日益增多，体例更趋完善，尤其在章学诚、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著名学者推动下，年谱作为一种史书编写的体例为学界接受，著作数量也空前繁荣。据谢魏《中国历代年谱考录》、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的估计，从古至今，存世的年谱当在7000部以上。进入新世纪，更多的家谱集成巨著纷纷亮相，所见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集成》《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等。但是，笔者估计，中国年谱的总量不会超过1万部。以区区万部年谱，要应对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社会各界人物，其数量可谓微不足道。这在提倡英雄史观的旧时代，尚可应付；但在现代史学向“微观”历史、平民生活下沉的新时代，其局促尴尬就难以避免。由此可见，年谱的编写，既是一个史观问题，即什么人能成为谱主？更是一个操作问题，一部年谱是需要有合适人物、丰富资料、有识之士、相当时间、科学方法，并假以匹配的资金投入，才能修得正果。可见年谱编撰是件十分困难、艰辛的工作。刘教授常年一日，淡泊名利，稳坐冷凳，广搜博引，钩沉稽考，历经十年寒窗，终为社会奉献了一部沉甸甸的巨作，实属不易。
览阅刘教授的《唐文治年谱长编》，体例上颇有新意。就唐文治的年谱而言，唐文治在生前曾编有自订年谱——《茹经堂自订年谱》及《续谱》。到2013年，无锡学者陆阳曾编有《唐文治年谱》，它是新世纪最早的开拓之作；同期，还有苏州大学硕士茆萌撰写的硕士论文《唐文治年谱新编》。年谱作为旧有的历史体裁，因资料、经费、印刷等条件的制约，一般均比较简略；近代以来，随着报刊、书籍、档案、照片等新载体的出现，资料呈现日益丰富，于是就出现了作为编写传统年谱基础或初稿的年谱长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年中，年谱长编日益成为取代传统简略年谱的新的史学书写体裁。其特点是资料篇幅大为增加，同时资料之间的关系得以经学术性的过滤，达成了某种逻辑上的关联，因此呈现的著作面貌更为丰满而严谨。桑兵认为：“因缘陈寅恪等人提倡的长编考异与域外比较研究相参合之法，取材详备，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长编即能够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进而可以摆脱年谱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桑兵：《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而刘教授的该书，正是顺应了年谱体裁在新时代的“变相”，不仅在资料体量上大大超过了已有的成果，就是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也多有独创。
该书的体例设置了“条叙”“史料征引”“按语”三个类型，并附有方便读者的“索引”。“条叙”是对援引资料所指向的谱主事迹的概括提炼，而“按语”则是对援引资料存在疑问的释读，而这两项工作均是独具学术功力的。书中提到：如1920年11月唐文治到锡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一般记载最初的校址在惠山五里街原锡商山货公所内，但公所在何处，具体不详。刘教授找到1921年出版的徐振新所编《无锡大观·名胜号》的记载，确认公所地址就在秀嶂街杨忠襄公祠对门秀嶂庵之左。再如1923年7月3日记载的私立无锡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唐文治回忆称自己曾参加典礼，但刘教授根据《无锡中学毕业纪事》的记载和《新无锡》的报道，证明这是“记忆有误”。此例也再次提醒学者对回忆资料处理必须具有谨慎的态度。
刘教授的《唐文治年谱长编》可以从多元的角度去解读。就无锡地方意义来论，它是地方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突破。地方学界对民国时期实业、教育的研究尽管成果颇丰，但基础性的成果还是少得可怜，很是寥落。就近代工商、教育著名人物的学术性年谱而言，除了刘教授的《唐文治年谱长编》，真还没有第二部。地方名人周舜卿、祝大椿、杨氏兄弟、荣氏兄弟、侯鸿鉴、顾倬、高阳等为近代无锡工商、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均没有。这提醒地方的政府和学者，要下大决心，取大办法，制订规划，整合力量，用若干年的时间，来呈现一批具有高学术水准的名人《年谱长编》，为无锡地方文化自信奠基。有了这些基础成果作铺垫，无论是过去所谈的“吴文化”，还是当下在热议的“大运河文化”“江南文脉”，以至于未来再会谈起的某个新文化概念时，我们的底气才可能会更足些，更会免于生成热炒冷饭、以讹传讹的低级错误，少些文化泡沫。
同时，就无锡城市发展人才战略而言，太仓人唐文治来到无锡，可算是无锡近代史上引才最成功的范例。书中记载，唐文治学历进士，从政十五年步步高升至部级；47岁那年又转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后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为官从教均很有功绩。但1920年，55岁的他来到无锡，把晚年留给了无锡，为地方开创了一番大事业：创办了无锡第一所大学——国学专修馆，创办了一所中学——私立无锡中学，还在宝界山下留下了一处读书处——茹经堂；因他的到来，其媳妇俞庆棠也来到无锡，主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有年，成绩斐然。他俩在无锡的办学经历，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无锡近代高教史，把无锡地方教育推向了新的高潮。这样的故事，真让我们后人羡慕不已。其中留给我们的启示，即实施人才战略，人才的引进并不止于科技人才、经济人才，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人才的引进，其影响力会更持久些，覆盖面可能要更大。
《唐文治年谱长编》（上下卷），刘桂秋 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定价：49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