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许渊冲最近一次公开谈起“接班人”是今年4月,他的百岁生日前夕。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问他有什么生日愿望,他转而问对方:“你在哪里念的外文?”记者觉得诧异,反问他:“您想让我当您的接班人啊?”许渊冲用自己招牌的大嗓门回应称:“只要有可能,你别小看,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今天的。”
17岁那年,他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成为钱钟书、吴宓、沈从文的学生。在读大一时,许渊冲第一次尝试把诗歌翻译成英文,那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纪念诗《别丢掉》。此后,便是越走越远的翻译之路。
在媒体的报道中,许渊冲对年轻的同事、曾经的学生和没学过翻译的图书编辑都说过“你要接我的班”,但却总得到“我做不到”的答案。
百岁生日
4月18日,在许渊冲的百岁生日会上,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为他送上了生日礼物:一副写着“愿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的书法作品和一束鲜花。
大部分时间,许渊冲都静静地坐在台下。当播完一段以韩宁翻译的《将进酒》为主要内容做成的视频后,许渊冲接过俞敏洪递过来的话筒,给出了自己的评价:“翻得不错”。
台上分享的是他的学生,台下坐着的,也是他的学生,许多已经退休了。许渊冲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简称信息工程大学)当过20年老师;1983年,许渊冲调往北大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1999年起,他又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与赏析”课程。
许渊冲的学生太多了。在北大举行生日会的前两天,他不同时期的学生们已经给他过了两次生日了。学生们从上海、洛阳、郑州等地赶来,把老师请到离家不远的湘菜馆里吃饭。
和人聊天,许渊冲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翻译,在北大生日会现场亦是如此。在20分钟的发言里,许渊冲的讲话从对“道”的翻译开始:“ ‘道可道,非常道’,他们(外国人)把‘道’翻译成‘ DAO ’,中国人也不懂。什么叫‘道’?这很简单,‘道’是道理。英文来说,可以翻译成 truth,所以‘道可道’(可以翻译成)truth can be known,真理是可以被知道的。”
生日会结束,许渊冲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家——北大畅春园。不大的两居室保持着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水泥地面上放着各式木质的家具,头顶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吊扇。
和人聊天时,许渊冲总是坐在一个米色的单人皮质沙发上。或许是因为使用时间长,沙发的扶手处已经开裂了,露出星星点点的黑色。来客人时,沙发朝着门口;客人走了,许渊冲坐在沙发上用脚轻轻一转,沙发转向书桌,他便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
原木色的书桌上放着几支签字笔、日历、字典、放大镜、不同的杂志和书籍,正中间是一张许渊冲和夫人照君的合照。照片里的俩人坐在一排书架前,穿着同款的白色外套,望着镜头微笑。
书籍和照片,是这个家里最多的东西。许渊冲的卧室里靠墙放着两排书架,上面放得满满当当的,都是他翻译的作品。和译作放在一起的,是许渊冲不同时期的照片,在西南联大时期、到各地游玩、和老友一起过生日等等。
唯一一张没有许渊冲或家人出现的照片,是老友杨振宁。照片中的杨振宁和妻子翁帆坐在许渊冲房间的沙发上,翻阅他翻译莎士比亚的手稿。
一方天地
对许渊冲而言,西南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几乎影响了他一生。在这里,老师吴宓改变了他的翻译观念,让他从喜欢鲁迅的直译理论,转向“还是意译有道理”;也是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创造性地将三民主义翻译成“of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 , for the people ”,首次收获来自翻译的声名。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许渊冲还在坚持翻译,只不过翻译的舞台从当初的战场上,变成了小小的书桌。白天事情多,夜里11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成了老人独属于翻译的时间。眼睛看不清了,他便举着放大镜看书,再一字一句地将译文写到纸上。
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里,他完成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等的英文翻译,也把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代表作翻成了中文。
94岁时,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完成14本后,他不翻了,“(莎士比亚的)每一本书不会都喜欢的,的确有些也不好。”
在朝北的屋子里,放着一台电脑,这是许渊冲写书的工具。电脑屏幕上的字也要越大越好:全屏显示的word文档,字号要调成三号,文档也要放大到150%。
和年轻人不同,许渊冲只用两根食指打字,他总是戳一下键盘后又停下,才能继续摁下一个键。打字的速度也决定了老人的新书不能很快出版,但他并不着急,依然信奉“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观念:今天累了,那就明天写;不想写书了,那就翻译;不想翻译了,那就写书;什么都不想做了,那就休息。
接班人们
2017年登上中央电视台节目《朗读者》的舞台后,许渊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红”,家中总有访客,他关于翻译的言论也总是出现在热搜上。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对许渊冲而言,翻译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答案至少是“很重要”。
学生王强记得,2018年,和许渊冲相伴60年的师母照君去世了。王强担心许渊冲,照君去世的第二天下午,他和一名北大的同学一起去看望他。到了家里,打开门,王强才发现老人仍然坐在电脑前,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做翻译。
那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集,700多页,“平装的,字特别小”。许渊冲告诉王强:“如果我现在不翻译,我没法想象我怎么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那人生的意义在哪儿?”
而在许渊冲的学生中,全职做翻译的人少之又少。学生于晓是为数不多做过翻译的:“我至少翻了有四五本书都出版了,一本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还一本是卡西尔的《语言和神话》”。但这也是闲暇时的爱好,算不上职业。
学生王裕康则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全职的翻译,“翻译很累的,我们已经这个岁数了,纯文学的翻译就让更有才华的人去做吧。”谁是更有才华的人呢?王裕康想不出来。
在北大的生日会现场,听完俞敏洪等学生的发言后,许渊冲主动伸手要了话筒,再次提到接班人的话题:“我到北大后,80多岁还在做翻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们就是接班人,将来还是要看你们的。”
学生们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似乎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可以用于翻译的时间。在生日会现场,有学生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以后每天也要翻译一千字。学生张蕾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我们用接下来的40年来追赶许老,尽量接近(他的成就)还是有希望的。” (中新 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