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文祥 文 |

　　我写过多篇文章怀念我的大学母校江西医学院。说过当年刚上学的时候想家了，就跑去南昌站仅仅观看列车而已，演绎一番回家的感觉；说过跑到七九级的活动室，在江西地图上找家乡，把玉山的字样触摸得苍白和近乎消失；还写过嫉妒那些在洗衣房里擅长搭讪漂亮女生的老廖们。

　　今天讲点新的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玉山县古城公社大玉生产队，来了几家下放干部，他们应该是早于下放知青的那批。我家隔壁住的是一对医生，男的我们都叫曾医师，女的叫任医师，他们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

　　曾医师和任医师经常背个药箱去村民家里看病。每次看到他们燃烧酒精棉球，来消毒金属盒里的注射器的时候，我们一群围观的孩子都会被那美丽的蓝色火焰所吸引和惊叹，任医师解释说可以用那蓝色的火焰杀灭细菌。他们后来还在我们村里一间茅草棚顶的医疗室里，为我父亲摘除了背部的一个脂肪瘤。

　　当年母亲在家卧床养病，妹妹在床前喊叫母亲没有反应，她急得大哭，惊动了隔壁的任医师。任医师背着药箱奔到我们家里，也点燃了那美丽的蓝色火焰，终于把母亲抢救回来了。

　　我不能肯定这美丽的蓝色火焰与我后来从医的因果关系，但多年后我的确考取了江西医学院。那时曾医师一家已经返回省城南昌，我母亲写信告知了他们。1979年10月我入学江医不久，曾医师便骑着自行车来到南院的102宿舍看我。交流中我惊喜地发现，曾医师就是江西医学院一附院中医科的曾庆骅教授，是我的老师，他后来还在北院的红楼教室里给我讲授过中医学的绪论，以及四君子汤等几个章节，让我印象深刻；而他的爱人则是江医科研处的任春老师。想不到童年示教我那美丽蓝色火焰的医生，后来竟然都是我的大学老师。我在校期间他们都给予我许多关怀和帮助。

　　不幸的是大二的时候我母亲意外去世，我们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七九级易书记知道后便组织大家捐款，几毛钱几块钱汇集成如今不曾清晰的数字，如涓涓细流温暖了我们全家。

　　当年18岁的我还很懵懂，面对如潮的爱心不知所措。小学毕业的父亲却能用他那朴实的农民语言和并不规范的文字给易书记写了封信，感谢我们七九级大家庭。也许当年的易书记就很自豪这个大家庭，或者他有意识地锻造这个大家庭。他让写得一手好字的同学，将父亲的信用毛笔抄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宿舍楼梯下方唯一的出口通道边，这样每一位正在敲击着饭盘准备去食堂的，或者从食堂返回的同学都会驻足阅读。

　　从此我的父亲知道他的长子，我的六个弟妹们知道他们的大哥有一个很大的家，叫江医七九级。他们和我一样，一直骄傲和自豪我们有这个大家庭，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说到家，当年我的班长最像家人。班长美丽、可爱，她总是微笑着，甜甜的。只要面对同学，面对小弟，她的微笑总是那么温暖、那么迷人、那么像家人。她见着笑，电话里的声音也在笑，班级活动的时候也在笑。入学的时候笑，毕业后见面也笑，四十年后还是一样的微笑，一样的温暖，一样的迷人，一样的像家人，仿佛数十年来她的表情从没有换过。

　　当然我们的同学也有不爱笑的，甚至不爱讲话的，但只要遇见江医七九级的同学，一切就发生了变化，都热情得像一首澎湃的诗。

　　现在找同学的时候担心的不是办不了事，而是担心他们太过用心，不是特别大的事真不想找他们。我就有过这么一次经历，因为一点小小的医疗问题，图个方便和一位同学打了一个电话。他是个大专家，我到现场一看，医院人山人海，一堆病人等着他。看到这种情景就很后悔来找他，也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可他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真希望当时他不是热情，而是痛骂我一顿。

　　还有的同学已是很大的官了，可在同学之中，他的身段立刻为同学情所软化。有太多这样令人感动的事例了。随着我们变老，我们愈加需要这份温情、慰藉和寄托。这让我们不再忧虑老无所依，500多位同学都是我们最坚强的依靠，这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和骄傲，我们理当以余生来讴歌这份情。

　　我相信上帝已经慢慢关上了我的科学之窗，但同时也在缓缓为我开启了文学之门。就在上周，在北京中科院为我的前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Reinberg70周岁的学术研讨会上，他告诉我20年前，也就是我江医毕业20年后，临别回国所写的那封告辞信，后来被装帧并一直悬挂在他实验室的墙上，激励着后来的年轻学子。我听后深受感动并引以为荣。

　　在母校江医的那段美好时光，只配以诗的语言去歌颂，永远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