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哨兵 文 |

　　语言的真正力量不来自修辞，而源自诗人的多元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习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与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阴阳、好坏、善恶、有无、动静等对举逻辑，实际违背了逻辑学的同一原理，这种思维方式带给汉语诗人的世界观，往往会将无显著二元特征的事物进行不当的二元对立划分，由此给汉语诗歌带来的直接伤害，是语言的固化和无力挣脱语言的自我惯性。但不可否认，汉语诗歌的先贤中也有非二元论的异数，正是他们的存在，才给我们提供了让汉语诗歌如何避免被“伤害”的可能。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王维《鹿柴》

　　这首五言绝句没有炫目的修辞，却带给我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悠远的听觉享受，原因并不在于动静的对立世界，而在《鹿柴》突破了“人语”与“深林”的二元思维，借助“返景（夕照反光）”打开了“青苔”等虚空的多元世界。这种突破和打开，就是来自王维的多元世界观，给语言带来的深刻变化。在《鹿柴》里，可以做这种语言的对举拆分：人—人语；深林—青苔，问题来了：返景，孤零零悬世，无依无靠，当然也无牵无挂。而正是这种“无”，才是语言真正的“有”和“在”，这种多维度、多向度的视角和立场，冷峻、不动声色、客观，甚至静默，却有力地在“青苔”上构建了一个多元世界。而从王维现今存世的书法、音乐、禅宗、绘画等典籍，就不难探究王维诗歌的力量，真正的奥秘在于王维世界观里的多元维度。

　　二元和所谓发自神话时代的一元论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的无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曾偶遇两位争抢道口的司机，在路边怒目相对的激烈交锋。从“为什么不让呢”和“为什么不让一让”的愤怒，到“我怎么让呢”和“我怎么让一让”的再愤怒，依然是“你”“我”的二元对立论，后果只能是彼此无力的辩解和责问。而当我们遭遇明星大咖们出场的阵仗，常常就会感知三元和多元世界观带给我们最为直接和有力的感受。西装墨镜标配的保镖和保安，面对狂热的粉丝，撑起手臂的长城，嘴里喊出的，是“让……让……让……”的语词，毫无修辞，更不掩饰，但却直接有力。在安保的世界里，早已突破“我”（安保）“你”（受众）的二元论，存在一个让粉丝们倍感兴奋的“他（她）（明星大咖）”的三元和多元世界。

　　多元论世界观除了提供多维度和多向度的思维方式，更能激发语言产生超越词源学和语义学上的裂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秋夜》

　　《野草》里《秋夜》的开篇，在汉语里的伟大意义，类似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对古典英语改良后，产生的现代英语；等同莎士比亚之于现代英语的启蒙和规范。如同我们呱呱落地之时，母亲教给我们面对世界的第一声破口音。确切地说，自“枣树”之后，现代汉语才真正找到言说的方式。所以，我更愿意称《野草》是现代汉语的第一部诗集和第一首诗。

　　但如果从修辞学角度来考究“枣树”，除了强说所谓的白描，和所谓的复沓、叠句，我们再也找不到修辞的痕迹。这种“强说愁”似的修辞学解密，并不能传导“枣树”带给我们的震撼。回到《秋夜》，回到植物世界的种属关系，拆分《秋夜》的句法，我们只见到一种叫“枣”的树，似乎还有一种未知的树，藏在秋夜的园外，不为我们所见。这并不是中国山水画里留白技巧的借用和移植，而是《秋夜》里多重世界观，发现了园外枣树间，藏有无数个你我他的宿命。所谓惊诧感和陌生化，所谓个性化发现激起公共经验和想象，所有一切的现代文学的评价机制，面对《秋夜》是失语、失效和失能的。而语言的力量，就在我们无力把握之处，在于鲁迅先生给我们打开“两棵树”的世界后，并没有具象化和实体化，而是一直保持在真实存在的虚化状态，并不回归到所谓的一元论思维，即只关涉“树”的一元论。先生的深刻正在于此，引领我们走出二元思维方式，寻找无限的可能或不可能。面对“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里的“绝望—虚妄—希望”的多元世界，和“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影的告别》）里，“黄昏—黎明—彷徨—明暗”构成的更为多元复杂的思维方式，先生已明晰地教导我们，语言的力量，只发轫于作家诗人多元的世界观，而非单纯的修辞和“炼金术”。

　　而拥有多元世界观的作家诗人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震撼，在诗歌《回答》（北岛）及散文《我与地坛》（史铁生）中，这种语言的力量，甚至让我们会忘掉语言的存在。“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与地坛》给我们呈现出超越生死二元对立的“死—生—节日”的世界观。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里，《回答》貌似只是“卑鄙—高尚”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诗人实则给众我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非卑鄙—非高尚”和“无通行证—无墓志铭”的多重现实。

　　但回到文本的绝对性，比较《秋夜》的“枣树”和《回答》，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直隐藏在我们视线的盲点，不为人所知。先生在此使用“……是……”是陈述句，来自生命里最直接的经验和深刻的疼痛，而北岛使用的“……是……”是比喻和排列的技术，同时，也动用了“通行证”“墓志铭”两种象征手法。细究，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力量之大小，还是来自诗人思维向度的宽广与否，来自诗人世界观维度的复杂和深刻。

　　而当我们回首臧克家的《有的人》里“活着”与“死去”的二元对立观，若植入史铁生的“节日”多元思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生命体验呢？

　　一切谜题，或许，惟有诗歌才知道藏在语言与世界观间的答案和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