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正丹 文｜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种爱，超过父爱，父爱如山。
父亲汪海若青年时代，师承著名画家胡汀鹭学习中国画，同时，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中文，与冯其庸是同班同学。后来又拜无锡文化名宿程景溪为师，学习古诗词。因而，父亲在诗书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无锡著名文化人。
一
父亲一直有一个夙愿，就是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代书画名家。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家中客厅墙上挂一块小黑板，教我用粉笔写字。有一次，冯其庸来我家做客，看到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的繁体“斗”字，非常惊讶。他问我父亲：“是嫂夫人写的吗？”父亲笑呵呵地摇摇头，指指我说：“是正丹学写的。”冯其庸听后，一把抱起我，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此孩子前途无量啊。”
从那以后，父亲更加认真地教我写字。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必须每天写两页毛笔字。二年级后，父亲每天要用红笔为我写的字画圈，有8个字画单圈，2个字画双圈，有1个字画三圈，分别奖励1分钱。
连元街小学每年要举办书法比赛，每次比赛我都是年级第一名。因此，父亲更加坚定了要把我培养成为书画家的决心。
当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让我拜著名书画家吴觉迟为师，学习中国画。郑重起见，父亲专门请吴觉迟在江南菜馆吃了顿饭。饭菜比较简单，四菜一汤，其中，有吴觉迟最爱吃的松鼠鳜鱼。我记得当时吴觉迟还说：“鱼烧得不错，和苏州松鹤楼烧的松鼠鳜鱼像极了。”
之后，我每逢星期天，就到吴觉迟家学画，主要是临摹名家真迹。吴觉迟家和我家是世交，两家友情深厚，吴老师从不吝啬，他把家藏的名家名画给我临摹。我临摹过吴观岱、樊少云、陆俨少、宋文治、贺天健等许多名家真迹。有时候，吴觉迟还让我把名画带回家临摹。
二
父亲要我学画，但我真正的爱好和志向是成为一名音乐家。
我母亲在青年时代是一名音乐教师，也是无锡华光国乐团的成员，还在无锡电台唱过歌。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我在小学里，就喜欢吹笛、拉拉二胡。我家没有二胡，母亲就向华光国乐团的琴师钱世仁借一把二胡。钱伯伯送二胡来我家的时候，对母亲说：“其实这把不是真正的二胡，是京二胡，但是孩子刚刚开始学，乐器是一样的。”
不久，我又迷上了拉小提琴。母亲非常支持，向华光国乐团的邓伯伯借了一把破旧的小提琴给我练习。我非常满足，当时，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在家认认真真地学习小提琴。可惜好景不长，邓伯伯要回上海了，他把小提琴带走了。
不久，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苏北响水农村插队。
临行前，母亲要表姐承祯陪我到苏州置办两身像样点的衣服。在苏州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我看到了一把小提琴，眼前一亮。我恳求表姐不买衣服，买一把小提琴给我。表姐起初不同意，但禁不住我软硬缠磨，最后同意了。
原以为到家后要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结果当父母看到了我那么热爱音乐，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母亲对我说：“既然你要学小提琴，就要认认真真地学好它。”
母亲的话我牢记在心。到农村后，我非常用功地学习小提琴，先后学习《法拉拉》和《开塞》练习曲。凭这一技之长，在农村期间，一直在乡、镇文艺宣传队工作。把学画的事搁在了一边。
几年后，我已经能熟练地演奏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和《红色娘子军》等高难度的曲目。
南京艺术学院到响水县招生，我报考了小提琴专业，可惜面试通过了，政审不合格。不久，响水县文化部门又推荐我去报考盐城军分区文工团，在军分区文工团面试后，又请盐城京剧团乐队老师面试。从现场情况看，他们对我的演奏非常满意。但是，同去报考的一位知青告诉我，部队的政审更加严格。我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回到公社后，分管知青的公社干事告诉我：“其实你已被军分区文工团录取，准备调你到盐城邮政局，借军分区文工团工作。”听了他的话，我非常后悔，但为时已晚。那一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落，天渐渐转凉，初中时在纺织厂学工患的哮喘病又发了。这时候，我父母已下放苏北滨海临淮公社黄海大队插队落户。他们听到我的情况后，把我接到滨海家里养病。
三
虽然经历挫折，我学习小提琴的志向没有改变。我知道邓伯伯有一个亲戚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回到滨海家中后，我恳求母亲和邓伯伯联系，安排我到上海学习小提琴。父母婉转地做我工作，连续三天三夜对我说教，父亲说：“鲁迅早年是学医，后来也改变了志向，成就了一番事业，被称为中国的脊梁。你既然音乐的道路走不通，还是学习中国画吧。”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在滨海父母那里养病、学画。其间，我临摹了大量的古人作品，巨然的《溪山兰若图》长卷临过30多遍，还有唐寅的作品，清“四王”的墨迹临得更多。
父亲把我临摹王石谷的画，通过他的诗文老师程景溪转呈陆俨少老师指教，陆俨少老师很赞赏，回复了四个字“用笔可取”。我父亲欣喜若狂，对我的期许更高了。
1971年秋冬，冯其庸在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途中，专程到滨海看望父亲。那时，已过了吃蟹的季节，父亲为接待冯其庸，特地养了两坛螃蟹，他们每天喝酒、吃蟹、吟诗、作画。
当时我正好在滨海父母家中，父亲给冯其庸看了我的画。冯其庸看后，频频点头说：“画得很好，画得很好。”他还勉励我，不仅要写字学画，还要多读书。
之后，父亲要我和冯其庸经常通信，父亲说：“你能在和冯其庸伯伯通信中学习提高、增长知识，学到很多东西。”父亲的殷切希望，我记在心里。
四
父亲说，学好中国画不仅要多临摹，还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972年父亲带我去黄山写生。记得是秋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我们是坐船先去杭州的。我是第一次到杭州，父亲陪我到西湖边走走。第一次直面西湖，那西湖的美、西湖的艳、西湖的丽，历历在目，此时此景，再品读“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更加回味无穷。
我们是第三天才到黄山，那时，没有索道上山，只能走。虽然山高路险，但黄山的景色太美了，一路走来也不觉得累。到天都峰时，随身携带的黑白胶卷已拍完了5卷。中午到玉屏，吃了中饭，刚要出发，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山里一下雨，眼前一片雾茫茫的，什么都看不见，父亲对我说：“看来要在玉屏住夜了。”两个小时后，雨突然停了，一瞬间，日头高照，金光万丈，只看见一座座碧绿的山峰从云雾中跃起，美不胜收。此情此景，终身难忘。我们到北海宾馆，天已全黑，记得那时住宿是每晚1.5元一张床铺，地铺是0.5元，我们睡的是地铺。第二天我们游览了排云亭、始信峰等著名景点，也完成了许多写生作品。从无锡出发时，父亲对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独立完成一件写生作品，二是创作一首描写黄山景色的诗。我的写生作品是《黄山迎客松》，回锡不久，就完成了水墨画稿。那首诗我最得意，记得是这样写的：“万壑千峰立，树梢百泉飞，白云深处望，松松石石奇。”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回无锡办理病退手续，恰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振宇回无锡养病，住在无锡太湖饭店。通过冯其庸的介绍，父亲请尹光华老师陪我一同去拜见张振宇。我带了临摹的王羲之《圣教序》书法作品，请他指点。张振宇看后赞不绝口，为鼓励我认真学习书画，他把他精心临摹的《瘗鹤铭》书法作品送给了我，对我说：“这本书法作品是我精心临摹的，准备送给内人的。今天送给你，希望你勤奋学习书法，早日成才。”
父亲书画界的朋友见到《瘗鹤铭》这本书法作品后，大加赞赏。陆平石伯伯拿了五本书画册，要想交换《瘗鹤铭》，由于我的坚持，父亲婉言回绝了他。
张振宇病重期间，冯其庸写信给父亲，要父亲带了《瘗鹤铭》帖子到北京去。冯其庸说：“张振宇还健在，请他题写个封面，我再题个跋，这件作品就完整了。”可惜，父亲忙于工作，没有成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请程景溪师公介绍，我正式拜陆俨少老师为师学习中国画。陆俨少老师为人祥和，他那师者风范使人肃然起敬。
陆俨少老师家在上海淮海北路，进门有一个庭院，左手厢房就是陆俨少老师的画室。记得我第一次去见他时，带了我临摹的《圣教序》书法和习画作品。陆老师看后，很满意，他对我说：“临画很重要，但学习书法更重要，画可以一天不画，字不能一天不写。”
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调回无锡工作。工作安定了，心已无杂念，一心学画，书画精进，作品多次入选无锡市书画展。
但是，这样的状况没有维持多久。我大学毕业后，调市建工局工作，任局党委秘书。工作繁忙，习画时间少了。后来，又转任局组织人事科科长，工作任务更重了。其间，要经常到基层召开建筑职工座谈会等，常常满屋子的烟，喷得我哮喘病又复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半夜救护车送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
过后，哮喘病频发，我已不能静心作画了。
父亲看到我的情况，面上不说，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凉凉的。我们每次在一起，已看不到他的笑脸。
直到1988年夏天，他和邓水石、庄瑞安一起在惠山“泰伯殿”举办“三老书画展”，《无锡日报》副刊登了我的文章《坎坷丹青路，盛世彩墨新》（我眼中的父亲汪海若）后，我才看到了他灿烂的笑脸。
父亲在我身上花费了太多的心血，他的夙愿是把我培养成一代书画大家。我因客观原因，辜负了父亲的希望，深感愧对父亲。
在世上，因母亲伟大而忽略了父亲，在我眼里，父亲是耀眼的，父爱，永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