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非苗 文 |

　　前天晚饭，我还和朋友提起已经103岁的大伯。我跟他们说，一个人的长寿不是没有理由的，大伯的长寿离不开三个习惯：一是生活规律，早睡早起；二是饭要吃好，吃好吃孬，都要吃饱，别挑食；三是不生气，不红脸。他们唏嘘，说很难做到。是啊，我是在十八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乌鲁木齐的大伯，那时他已经七十来岁，我哪里知道他这种金刚不乱的性情打哪里养成呢。

　　这才过了一天。昨天晚上，二哥发来一条消息，说大伯去世了。我有点愣，又是平静的，似乎这就是摆在那里的句子。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我没有给二哥回话。他一定是要赶今天上午的火车，从伊犁坐到乌鲁木齐。在我们几个孩子里，我俩是和大伯家关系最亲近的。二哥小时候跟母亲去口里治病，来来往往都是住在大伯家的。我和大伯，还有已经过世的大妈，却是从18岁就开始了相处的缘分，只是这些年我不在乌鲁木齐，如今在无锡，我们的生活是离得越来越远了。

　　大姐没有跟我说大伯的去世，她只通知了同在新疆的二哥。我没有给二哥回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是难过。大伯是我乌鲁木齐的情感。没了大伯，那座城市好像瞬间就和我失去了情感的牵绊，以后，我再回去，我要去哪里。

　　大伯叫张建德。我的父亲叫张富德。他俩共有一个爷爷。大伯是我乌鲁木齐生活的亲切之地。大伯和大妈生活了一辈子，没有生育自己的儿女，大姐是大妈抱养了自己妹妹的女儿。大妈身体从年轻时就一直不好，大妈说是当年修渠受了冻，腰受了伤，这就留下了病根。女人的伤，常常一击即中，然后就可能是一生。

　　大伯比大妈大上五六岁，大妈长得好看，又能说会道，一家子的话，好像都被大妈说了。每次去大伯家，都是我和大妈说话，大伯忙前忙后，张罗着给我做好吃的。大伯是个厨师。很久以前乌鲁木齐没有什么大的宾馆，昆仑宾馆就显得鹤立鸡群。这个宾馆是政府接待用的，打着公字头的印记。刀郎的“停在八楼的二路汽车”，说的就是八层的昆仑宾馆，乌鲁木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高楼。大伯曾经是这里的大厨。我对吃不那么讲究，但能吃出好来。大伯的饭，从来都不复杂，只简单几样，看着不费多少功夫，一桌香喷喷的饭就摆在了桌上。我来乌鲁木齐之前不吃红烧肉，在伊犁草原上长大的我，对猪肉似乎有种地域上带来的反感。妈妈偶尔会做，我都敬而远之。大伯的红烧肉却让我开了荤，亮晶晶的，肥而不腻，一块两块是不够的。

　　我在大学四年级，为了实习和考研方便，曾经在大伯家住过一个月。这时候的大伯已经退休了，在家门口的技校当食堂大师傅。我每天中午的饭食都是大伯从食堂带回来的。晚上，他会专门做顿饭。我俩都爱吃汤饭。大伯家有几个极大的汤碗，是搪瓷的，像一家子熬粥的大口砂锅。他一碗，我一碗，一锅饭差不多就见底了。我俩吃得很热闹，谁也不看谁，就一勺接一勺，桌上有蒜，有醋，有辣椒酱，拍黄瓜或豆角不一。这大搪瓷碗，在之后的数年里，几乎成了我的专利。大伯觉得我能吃，就得用这碗。我听大伯的，使劲吃。吃大伯做的饭，是一种家常的幸福。三五年前，我去看他，他还要弯着身子给我煮肉吃，让家里的保姆给我包饺子。前年回去，大伯走动少了，多数时间坐在沙发上。他跟我讲，工作辛苦吧，再忙再累饭要吃好。我听着大伯说，嗯嗯，嗯嗯，一个劲地点头。来之前心里还在激荡的岁月，在大伯这里，似乎定了下来，就那么安然地在一天三顿饭中往返。

　　大伯的家很简单。两居室。十来年前，姐夫把这里重新整装，原来的门槛敲平，方砖变成瓷砖，厨房和阳台打通，便池换了马桶。门口多放了一张折叠床，最初是保姆睡，那时大妈还在，后来就变成大姐的床铺。里屋的大床归了保姆，另一间是大伯的。这变了样的家，我再没睡过，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屋子。可我还是很留恋以前那张大大的木床，拉上窗帘，就是静静的夜晚。醒来是安静的一天，早饭已经做好，馒头，鸡蛋，榨菜，皮辣红，一碗杠稠杠稠的粥。这杠稠杠稠，是彬彬的描述，里面有各种豆子，有核桃，有葡萄干，大妈爱吃，我也爱吃。大伯从不说我懒，见人只是夸我这小女儿勤快，用功，说我每天读书多么辛苦。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这些表扬没有停过。

　　在我的生活里，除了父母，没有谁像大伯这样把我当个小孩惯着，他从不觉得我应该做饭，他不相信我会做饭。学习，是我在家人眼中的标识。我很怡然自得。在这里，我是个惯坏的孩子。

　　没有人知道大伯对我的意义，没有人知道当爸爸不在的时候，我生命中那疼我的人活生生剥离而去的疼痛。大伯是又一次疼痛。大姐说，世间有灵。我知道，灵，就在我心里。

　　大伯个子不那么高，也不矮。大伯的腰一向都是直的，走路有力，耳朵大大的，脸略有点方。我记忆中的他，很少皱眉。当他还能走路时，我从小区的山坡下走来，拐角处的大杨树下，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大伯安静地坐在那里，他很少和别人热聊，他听，大妈也听。看到我，大伯大妈站起来，说，我家女儿来了，我笑着和旁边的老人打招呼，然后，一路向右，走到楼的最深处，打开一楼中间那扇门，就是那小小的安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