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桂秋 文 |

　　《唐诗三百首》在唐诗的传播和普及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一直到今天，都是无与伦比的。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曾经说过：“最能表达汉语汉字的特色的，我以为是中国的旧诗。一个懂中文的华人，只要认真读一下《唐诗三百首》，他或她的心就不可能不中国化了。”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在这本书刊行以来的各种版本上，都是署“蘅塘退士”。“蘅塘退士”姓甚名谁？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唐诗三百首》首次刊行以后的一二百年中，人们一直都不甚了然。大约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学界才基本确认“蘅塘退士”是清代无锡人孙洙。再往后，陆续有不少学人在不断追寻孙洙的生平事迹，这其中以无锡文史学者赵承中先生用力尤勤，他广泛搜辑无锡乡邑文献和其他典籍资料，勾稽考索，考辩厘订，先后写成发表《蘅塘退士及其家世》《蘅塘退士与他的遗诗》《追寻“蘅塘退士”》等文章，对孙洙的家世、著作及生平事迹进行了相对比较全面完整的介绍。笔者于近年中，想在赵承中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是否还能有更多一点的发现；但到目前为止，搜检多时，仍所得甚微。

　　话说回来，说“所得甚微”，但也不是一无所得，比如说对孙洙于《唐诗三百首》之外的其他著述情况的更精确的了解。据文献记载，孙洙生前著有《蘅塘漫稿》，已佚；赵承中先生最早在顾光旭所编《梁溪诗钞》中，发现了孙洙的两首诗《补庄》《奉檄送定北军出居庸关马上作》及半首《寒夜与蘅堂兄联句》（此诗为孙洙与其弟孙湘“联句”而成），在光绪《大城县志》上发现了他的《花马行》一首。此外，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和今人所编《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书还记载孙洙编著有三部“文言小说集”：《异闻录》《排闷录》和《广新闻》。

　　实际上，说孙洙编著有“三部”文言小说集，这样的说法是很不准确的：首先，署为“无闷居士”所作的《广新闻》，经有学者考证，其作者并非孙洙，而是元和（今苏州）人顾光圻；其次，乾隆三十五年（1770）莆田书屋刊巾箱本的《异闻录》，卷首自序却称之为《排闷录》，可知《排闷录》和《异闻录》，是一书而二名。

　　这样，真正属于孙洙编纂的，只有一部《排闷录》（又名《异闻录》）。赵承中先生曾经很遗憾地说对此书“访求有年，无缘得见”，笔者于近年中经多方搜检，终于得以一窥《排闷录》之全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钞本）。实际上，《排闷录》也不是孙洙的“原创作品”，而是和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一样，是一部明清时文言小说的选集。孙洙在卷首的序中说：

　　“余少壮时风尘奔走，垂三十年。今老矣，寂处江干，悒郁无以语。间有酬接，复多败人意。惟案头旧书，散佚之余，尚存数百种，时一翻阅。每遇惬心处，辄低回不忍释手。随笔录之，以豁尘襟，以涤凡虑。积久成帙，因类次之，题曰《排闷录》……乾隆庚寅清和月，蘅塘退士孙洙。”

　　由此可知，此书编成于“乾隆庚寅”即1770年。孙洙编选此集，是想于寂处抑郁之时“以豁尘襟，以涤凡虑”，以此来“排闷”解忧。全书将所选作品按内容分为孝行、忠义、贞烈、友爱、高谊、琦行、明断、义侠、玩世、仙缘、灵异、翰墨等十二类，每类于所选作品之前，也各有孙洙写的一段小序，如“孝行”类小序云：“天下无无父之国，天下应无不子之人，而孝者卒鲜，何哉？兹录所收，皆以人事之至穷、立孝道之极，则读者可以感矣。”又“忠义”类小序云：“致命之士，志决身歼，伟矣。乃市井渔樵、优娼、仆隶，其至性所发，可以感金石、泣鬼神；即飞走之属，亦率性自效，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将这些小序及所选作品合而观之，可以看出编选者重在倡扬忠孝节烈等传统的伦理价值观；而选入的作品故事，则又较多地体现了文言小说“志怪”“传奇”的特点。

　　《排闷录》中入选的作品，多来自明清时的一些名家之作，如朱国祯《涌幢小品》、王士禛《池北偶谈》《香祖笔记》、蒲松龄《聊斋志异》、钮琇《觚剩》、褚人获《坚匏集》等，但也有一些是采自于地方志书，如《黄善聪》采自《江宁府志》，《二烈传》采自《苏州府志》，《童氏犬》采自《建宁志》等。此外，《排闷录》一书还有一个打破体例的地方：最后一类“翰墨”中所选，并不是小说故事类的作品。孙洙认为：“伟人杰士，握管濡笔，或浩气发舒，或逸情流露，无意求工，而自堪寿世。读之者如获至宝，乃知片羽只鳞，皆征龙凤之彩，何必鸿文巨制，始足不朽乎？”基于这样的想法，孙洙在“翰墨”类中选录的，都是他心目中的一些足以“寿世”“不朽”的书牍类文章，如明代东林领袖高攀龙的《答袁宁乡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