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仪 文 |

　　弄堂，在江南城镇，就如同北方城里的胡同，曾经是最平常的存在。它与街巷一样，是城市的经络、市井的摇篮。只是感觉上似乎没有那么高大上，散发着草根庶民的味道，连名字也叫得贱。比如牛弄，这是无锡南门外的一条弄堂。从金钩桥街拐进去，弄堂并不长，两侧斑驳的粉墙隔出了一个一个的院落，平常低调，显不出山水。但一个小院，便会有一个世界、一种生活。

　　斩肉佬阿根伯伯一家起得最早。他要骑上自行车赶到食品公司去拖猪肉。每天猪肉的供应量，全是凭票有计划的。肉墩头就在牛弄巷口，这里交通方便，市口好。

　　阿根伯伯老婆祥珍也很早就推着板车出了门。她是倒马桶的。每天天不亮就得挨家挨户收马桶。一板车能摆四排、上下两层二十多只马桶。走在凹凸不平的弹石路上，保证不会溢出什么来。什么时候到哪家收马桶，都是约好的，一点也不会乱。那时候几乎没有人家有自己的卫生间，家家备有马桶，有人会专门负责清倒。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曾住在牛弄。公家分配的房子，一个小院隔成前院、后院。前院的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分别住着四户人家。后院是一个小花园，一口水井边种着蜡梅、桂花和无花果，温馨、香甜。

　　阿根伯伯家住在东厢房靠外那间。靠里一间住的就是院子的原来主人强爷爷两口子。他们是资本家。子女都在外地。那时资本家名声很臭，强爷爷脑筋拎得清，早早地就把院子主动献给了公家，只给自己留了一间。老头子早上也起得很早，一个人在后院打太极拳。

　　我家住在西厢房靠里的那间，中间那间是灶披间，与住在靠外那间的大块头杨叔叔一家共用。每天早上，我父亲和杨叔叔都要把煤球炉子拎到院门外，引火生炉灶。弄堂里烟雾腾腾，飘散着烟熏的味道。

　　忙碌的一天就这样从牛弄开始了，特别地平淡、实在。弄堂里的生活也许没有诗意，但平头百姓觉得很有滋味，这就叫过日子。

　　牛弄，这么接地气的名字，确实跟牛有关。有资料上说，牛弄身底下本来没有弄，原是金钩桥河浜的一块空地，离大运河很近。因水陆皆通，出脚方便，发展成了锡南地区的物资流通中心。牛也顺着水路、陆路牵来了，有了牛市。为方便集中管理，开始打木柱拴牛。木桩是按两排顺着打过去，慢慢地，就形成了夹弄。牛市一度在苏南地区大有名气。频繁的人员往来带动了商业发展。夹弄附近也建房成巷，被叫作牛弄，与附近的金钩桥、南长街一样繁华，不比无锡城里差。

　　但我小辰光的牛弄，牛市早已没了踪影，只存在于老人的故事中。也并不热闹，出弄才有繁华的街道。

　　热天太阳一落山， 大家肯定聚在院子里，吃晚饭、乘风凉、讲山海经。强爷爷会把他家的半导体搬出来放曲子给大家听。他躺在藤躺椅上，大腿跷着二腿。强老太太拿一把泡好了茶叶的紫砂壶放在躺椅边的骨排凳上，香气四溢。老太太自己则坐在一侧的藤椅上摇着蒲扇。大块头杨叔叔是理发店的师傅，他的女人肚皮大了，杨叔叔很少让她做事。阿根伯伯喜酒，喝着自己酿的米酒，满脸放光。祥珍阿姨坐的时间一长就打哈欠，说是枕头在带信要困觉了。我们家架起一张竹榻，兄弟俩都躺在上面，父母亲也坐在竹榻上，用蒲扇边扇风边啪啪赶蚊子。

　　阿根伯伯家是院子里日子过得最惬意的，他的独生女儿十七八岁时就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去了。我们三家一年到头闻不到什么肉香味，他家尽管经常门户紧闭，可总有肉香飘出来。想来他刀功肯定可以，总有办法悄悄地给自己留下点猪身上的东西。但也不能说他小气，逢年过节，祥珍阿姨会送给我们几只菜猪油馅的糯米团子，绝对的美味。我有时也会被祥珍阿姨叫进房子，吃上几粒香喷喷的猪油渣。有一次，我们兄弟俩，还偷吃了阿根伯伯正在酿的米酒。那味道实在是诱人，从他家灶披间的一只瓮头里散发出来。像甜酒酿一样好吃，兄弟俩贪吃，都醉倒在灶披间里，被阿根伯伯抓了现行。

　　强爷爷被抄家的时间不记得了。那天过后，父母亲就经常把我送乡下外婆家去了。七岁那年的冬天，一阵锣鼓，我家被送出了牛弄，全家光荣下放苏北农村。院子里的人都到西门码头给我们送行。大人们说话都不多，女人们互相在擦眼泪，只有我们兄弟俩胸前戴着大红花在傻傻地乐。

　　院子里的人我再也没有见过。听说强爷爷在一次批斗中折了脚，不过挺过来了。后来，国家给他落实了政策。大块头杨叔叔在一起争执中失手伤了对方，吃了官司。她女人一个人带着孩子，吃了不少苦头。阿根伯伯的女儿从农村返城了，寻的是当地的男人，还有两个孩子，户口只能落到马山。阿根伯伯一家好歹团聚了。

　　小弄如玉岁月稠。命运在不经意间开着各种玩笑，弄堂里的众生按照既定的频道，一天一天过着生活。黄泥萝卜吃一段揩一段，交替上演着悲欢离合的剧目。

　　牛弄如今还在，名字刻在高墙上面。只是小院早已拆除，物非人非，让我不敢相认。也许应该释然，城市发展实在是快，谁能说当年我生活过的牛弄就是它起初的模样呢？

　　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小男孩端坐在藤椅上，咧着缺了门牙的嘴，一脸的喜悦，一身的暖阳。这是强爷爷在牛弄后院里给我拍的照片，记录了我和弄堂的缘分，我一直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