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仲泰 文 |

　　主宰古代吴地民众生活三千多年的主流文明，是如何形成和兴起的？吴国作为一个方国或诸侯国，存在近七百年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挑战？它和邻国楚国、越国及中原诸国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问题始终吸引着也值得我们去追问和了解。

　　作为一个吴文化爱好者，我对古吴那个年代同样充满好奇和想象。最近读到陈振康先生的著作《勾吴史探析》，一下把我引进了两千多年前环太湖流域的吴国那苍老而又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中。研究历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二三千年前的社会我们几乎难以一睹其型态了，除了考古发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我们只能借助于文献记录，来寻找历史的脉络，揭示历史的真相。

　　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料称之为“信史”，但在野外发掘的第一手资料予以过硬佐证之前，任何历史书籍都只能是一种间接的“二次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著作人的主观因素。关于吴国的“信史”少之又少，即便屈指可数的那么几本，也有许多方面存在争议。

　　陈振康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长期专注于吴文化的研究，以严谨的态度，孜孜不倦地在这个领域进行梳理和索解。作为吴文化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多年来是主持《吴文化》杂志的核心人员，除了组稿、编辑、发行，还奔波于有关各方之间，寻求资金和支持，使得这本杂志得以生存，成为弘扬江南文脉包括吴文化重要的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篇论文发表，所述内容几乎遍及吴文化的方方面面。现在，他又正式出版了《勾吴史探析》这本吴文化专著，毋庸置疑，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成果，也是吴文化研究园地里一个不可多得的硕果。

　　作为江南文化的源头，泰伯奔吴前，环太湖一带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断发文身、饭稻羹鱼、陶器玉器乃至青铜器均已完备。泰伯奔吴后，带来了中原发达的农耕文明，一个千年古邦便出现了，中国最悠远的运河印证了早期吴国与自然界的博弈，也印证了兴修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机器才具有的组织力量。陈振康先生在这本著作里叙述了“泰伯奔吴”“吴王寿梦通中原”“季札观乐”“吴国崛起”“楚吴争霸”以及“夫差北伐”等史实，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对本文开头提出的追问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是令人信服的。

　　吴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文明和文化，它是动态的，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地人，也曾呼啸起“轻死易发”的壮士雄风，刺客专诸、要离，一个借献鱼为名，刺杀吴王姬僚，一剑封喉，使公子光夺回王位；要离以全家人腰斩闹市的牺牲，博得流亡在邻国的吴王僚之子庆忌的信任，伺机将庆忌置于死地，除去了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的心腹之患。那时的吴文化是尚武、好斗的，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青锋，中国古代最精良的青铜兵器都出自吴国，连屈原《国殇》中也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诗句，而吴钩之称，后来成为冷兵器时代的代名词。吴国涌现了好多位闻名天下的铸剑师，最著名者为莫邪干将，后来铸剑术流入越国，十多年前出土的勾践剑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寒光闪烁，锋利无比，传说虎丘剑池的阖闾墓中有三千把利剑陪葬。

　　仁义文化和复仇文化在那个时候是吴文化的圭臬，季札三让王位，季札挂剑是仁义礼智信的具体范例，为历代所赞赏。吴文化和越文化大同小异，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同，夫差以仁慈之心，放勾践归国，勾践怀着刻骨仇恨，卧薪尝胆，誓死报入吴为奴的凌辱之仇。伍子胥扶助阖闾强吴，借助吴国军力攻入楚国，鞭尸已入土为安的楚平王，报楚平王杀父杀兄之仇。这些故事，千古流传，实在是那个年代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吴戈和礼乐，仁义和复仇，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精神统一在一种文化中，这恰恰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反应，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文化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

　　大致从隋唐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全国经济中心向江南转移，使吴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减少，和平的维护，生活的安定，使吴文化从尚武转为尚文，强悍勇武转为文质彬彬，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吴地读书人增加了，醉心三尺青锋变为热衷于金榜题名。吴地成了一个文化的高地。这一些，都在陈振康先生的著作里有很到位很专业的分析。

　　继承和弘扬传统，是为了更好地感应当下的现实。担当着复兴梦、强国梦的当代人，在回首古吴之际，理当传承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我们读陈振康先生的《勾吴国探析》，也触摸到、感知到了吴国的壮美、血性和沉重。

　　《勾吴史探析》，陈振康 著，团结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