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可可 文 |

　　近代无锡教育的进步领先于其他地区，已逐步为人们所认知。这不仅在于学校数量较多，教育普及程度较高，而且表现为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以及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较为显著的人才产出。在无锡，还有一点令人赞叹，那就是近代无锡人编纂出版各类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等，蔚为大观，在同类城市中罕有其匹。

　　◆ 应时花开 ◆

　　前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千年大变局之中，一方面，政治、军事、外交的激烈冲撞，使得中华帝国从栋梁到地基都出现了深深的裂缝；另一方面，新的见解、新的思想开始在知识人群中传播，经济、社会中新的因素开始萌生，其中尤以新兴工商业和新式教育展现出生长的活力。

　　无锡邻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开放商埠——上海，19世纪后期两地之间相当密切的人员往还，使一些无锡人较早感受到东渐的欧风美雨，接触到不同于传统经史子集的新的知识体系。眼看封建皇朝的衰败，无锡一些青年学子，包括早年考中秀才、举人的读书人，转而挣脱传统科举的束缚，进入新式学堂求学。早在1897年，就有杨模等人发起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竢实学堂，比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堂早了整整8个年头。至1902年，东林、经正、胡氏等学堂相继在无锡城乡开设。短短几年间，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规模齐整、学科完备、成绩斐然可观。而新式学堂的开办急切需要各科教科书提供应用，这对教育书籍的编纂出版提出巨大需求。

　　与各个层次的办学展开相伴随，近代无锡涌现出了一批有魄力的办学者和有能力的教书人。除工商实业家外，早年就学于国内中高等学校和留学海外的一批先行者，纷纷回到家乡兴办学堂，执教和从事教育管理，如胡雨人、侯鸿鉴、陶达三、顾倬等，其中不少人成为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与先后到无锡担任教职的外地优秀人才唐文治、俞庆棠等一起，构成无锡近代学校实力强劲的骨干师资队伍。出于无锡人之手的教育著作，凝聚了他们的智慧和经验。

　　毫无疑问，无锡人编纂出版教育图书，还得到各类图书出版、印刷机构的支持和帮助。近代无锡人对机器印刷、照相制版的敏感和率先接触，使他们在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创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02年廉泉、俞复等人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1906年吴稚晖在巴黎设立中华印书局，回国后也加入文明书局；1908年丁福保创办医学书局；文明书局并入中华书局后，华文祺、华汝成等一批无锡人成为其骨干；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上海图书公司、北新书局、开明书局等知名出版印书机构，均有无锡人的参与和贡献。而无锡当地涌现的一批书局、印刷公司，如锡成、五大、协成、大同等，也各成规模和特色，为教育书刊的出版、印刷提供各方面的服务。

　　◆ 果实留香 ◆

　　钱江等人主编的《百人千书——无锡近代教育著作书目初编》（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初步展现了近代无锡编纂出版教育类图书的面貌。该书收录的近代无锡人所编教育著作，以见到原书或电子版图书为依据，而百年前无锡人实际编纂出版的图书，要比现在能见到的多得多。

　　清末时期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孕育和初生期，也是新式教科书编印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无锡人编印的教育书籍为数不少，合计285种，占书目所列图书总数的14.1%。面对新式学堂起步发展，无锡教育人敏锐地看准时机，主动投入教科书编纂，所出各类教育图书中以教材为多。这一时期编印的教材有186种，占期间印行教育书籍总数的65.3%。而其中相当一些为中国新式学堂教材的开山之作，例如杨模辑录的《竢实学堂课文》，吴稚晖等人编辑的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7编7册等，均具有全国领先的意义。

　　清朝覆亡，民国肇始，国内工商经济和教育文化都出现若干新的气象。无锡人教育著作编纂，在改出修订版的同时也推出了部分新编教材，新编本突出“共和国”“新国民”，如赵传璧、秦同培《共和国教科书新手工》。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面向学生的课外知识读物数量激增，期间所出读物198种，超过同期教材总数的173种，占这一时期书目收录总数的33.7%。特别是孙毓修所编“童话”“少年丛书”等系列丛书，以编译国外童话作品和改编中国历史故事相并举，受到少年儿童喜爱，很多书一版再版。

　　1928—1937的10年，是无锡人编纂教育书籍最为兴旺的时期，近代已知2000多种图书中，40%成书于这1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教育部加强了教科书的统一编纂和集中审定，学校和民间书局自编自印教科书受到限制。这期间无锡人的教材编纂出版161种，数量有所减少，但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相对应的是，教学参考书、课外知识读物的编纂数量继续增加。其中教参134种，知识读物300种，分别比之前16年增加1.0倍和51.5%。

　　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也进入一个寒冬期。8年间无锡人编纂的教育图书共160种，不到战前10年间编纂数量的20%。其中在大后方出的相当一些书籍是为抗战而编著，例如高行健的《特种教育防空篇》，陶葆楷的《军事卫生工程》等，具有鲜明的战时色彩。这一时期选编的国文、史地、音乐、体育教材，也体现了弘扬爱国精神、坚定抗敌信心、服务抗日战争的主旨。值得一说的是，薛暮桥著《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作为教材在抗日根据地和桂林、重庆等地多次翻印，广泛应用，标志着共产党人编印教科书影响的扩大。

　　战后短短3年多时间里，无锡人共编纂出版教育著作166种，其中教材45种，知识读物47种，分别占总数的27.1%和28.3%。战后百废待兴，小学、中学基础教育用书，采用教育部征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应选，联合编纂发行的方法，无锡有钱穆、顾毓琇等多人参与编写、校订、审定。而初高中、大学新标准会考、入学的指导用书，也统一组织编印，无锡人吴沧、浦漪人等承担了编辑、校订任务。在解放区，秦邦宪译校的《共产党宣言》，薛暮桥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孙冶方的《简明哲学辞典》，陆定一的《论世界形势》等，也在红色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