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03版:二泉月·文化研究

钱锺书交游二考

纪念钱锺书先生一百十周年诞辰

  |刘桂秋 文|

  一

  钱锺书与高昌运

  1923年,13岁的钱锺书考入苏州桃坞中学读书。据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载,钱锺书在桃坞中学就学四年,始终和他伴随在一起的,是他的堂弟钱锺韩。后来几乎所有的钱锺书传记和其他相关著述,便也据此来进行引述,并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此期间,先后也曾来桃坞中学就读、并与钱锺书这四年读书生活有过交集的,还有两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一位是他的亲弟弟钱锺英,另一位是他的姻亲高昌运。

  据《锡山高氏宗谱》载,高昌运字子毂,清宣统元年(1909)生,比钱锺书大一岁。说起这位高昌运,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他和钱锺书的关系。《吴宓日记》1929年9月10日记:“北大学生高昌运、张秉礼偕清华新生钱锺书(默存,无锡)来。”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一书中据此说:“他是钱锺书的老乡,至少上大学时即有来往。”其实高昌运和钱锺书的“来往”要远远早于“上大学时”。

  1929年钱锺书考取清华大学,暑假后由无锡第一次去北平入学,即是和高昌运结伴同行,而且恰巧和后来成为现代著名诗人的卞之琳同一车厢:“1929年暑假后我只身北上进北京大学,在浦口换火车,恰巧换到和同车厢也初次去北平上清华大学的钱锺书对座,他旁边坐的是他的亲戚高昌运,已是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几十年后钱还记得(我自己忘了),笑说我当时手头带了一本赵元任译路易士・卡洛尔(Lewis Carrol)儿童文学名著《阿俪思漫游奇境记》(或《镜中世界》?)。”(卞之琳《从〈西窗集〉到〈西窗小书〉》)高昌运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在《勤奋好学的大哥钱锺书》一文中,将高昌运的留学也归入到了钱氏家族成员的“出国潮”中:“与钱锺书同时期出国潮冲出去,我们周围就有大哥钱锺韩(英国学习电机)、二堂兄钱锺纬(英国学习纺织)、二舅高昌运(英国学习哲学)、三哥钱锺毅(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到英美留学,学习先进文化技术和救国救民的本领。”抗日战争时期,高昌运和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同时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据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一文记,1938年钱基博由上海启程去湖南蓝田时,“结伴湘行的,还有周哲肫、汪封梧、高子毂三位先生”。高昌运到国立师范学院就职后,与钱锺书同在英语系任教。

  实际上,高昌运与包括钱锺书在内的无锡钱家的关系,可以往前追溯得更早、更深。

  在1926年1月出版的《桃坞学期报》第九卷第一号上,刊载有两篇文字:一为高昌运所作《自叙》;一为《顾子仁博士演说词》,由高昌运记录,可知他此时也在桃坞中学读书。他在《自叙》一文中说:“运自六岁入学,十岁小学毕业,十三岁毕业于高小,今行年十七,中学尚有二载……”高昌运此文或当写于1925年下半年,结合这篇《自叙》来推测,此时他大概是在桃坞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应该是比钱锺书高出两级。

  再往前追溯,高昌运和钱锺书其实是姻亲。清宣统元年(1909),钱基博的孪生兄弟、钱锺书的叔叔钱基厚(字孙卿)娶邑中名士高汝琳之女高珍为妻。后来钱基博写的《高眂冖先生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先生讳汝琳,字映川,眂冖其别号也……已娶吴夫人,有女曰珍,余娣也,实归余季孙卿。继丁夫人,生二子,曰昌炜、昌运,女曰琬……而昌运则毕业国立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先生尝使受业于博,执弟子礼,博愧无以益之,而末命之日,犹谆诰曰:“吾以汝委子泉先生。”昌运为博言之如此,博感其意,勿固却也。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高昌运是高珍的同父异母弟,是钱基厚的内弟,又遵父命师事钱基博。抗日战争爆发前,高昌运、钱锺韩曾随钱基博一起任教于浙江大学。据钱基厚《孙庵私乘》载,到了1938年7月,“叔兄子泉自江西泰和由妻弟高君昌运相陪,绕由湖南取道粤汉路至香港,乘轮来沪”。不久之后便又有上文提到的高昌运随钱基博同赴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之事。

  由上述可知,高昌运和钱家是姻亲,又是钱基博的弟子,和钱家有很深的关系。他由无锡而到苏州桃坞中学读书,就和钱锺书、钱锺韩、钱锺英兄弟一样,或当也是出于钱基博、钱基厚的筹商运作。这样,几年中先后到桃坞中学就读的,就有高昌运、钱锺书、钱锺韩和钱锺英等四人。高昌运作为姻亲,虽然在辈分上比钱氏兄弟长一辈,但年岁相仿佛,彼此心目中仍应是“兄弟行”的关系。我们自不难想象,在就读于桃坞中学且彼此互有交集的时间段里,这几人在生活上互相照拂、学业上互相切磋的情景。

  钱锺书和曹觐虞

  在刘衍文的《漫话钱锺书先生》一文中,有一段关于钱锺书就读桃坞中学期间,和同学朱光辉作文第一第二之争的记载:

  ……吴戬穀兄见告,《围城》中第一章写方鸿渐:“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之乎者也用错。”(见第7页)为什么要说考第二,不说考第一呢?原来这也是有所本的,本事为钱公读中学时的作文评比。得第一名的是后来在吴兄就读的文治中学任教的朱光辉先生。据朱老师说,原先钱公在中学读书时,每次作文,总是排名第一,但至朱来插班后,就退居第二了。钱公不服,要求单独比试,校方特允出二题让他们竞争。钱公又提出大家要在二小时内当场交卷,朱说,我下笔没有钱快,也不是上正式作文课,文有二题,是否允许我次日交卷,校方许之。次日有关老师经过认真评阅,评下来的结果,还是朱为第一。

  说钱锺书作文“总是”第一,后来因朱光辉的插班才“退居第二”,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在全校的作文竞赛上,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来比照,似乎不是很可信。桃坞中学的《桃坞学期报》第九卷第二号 “本校春秋”一栏,第一条“前茅虑无”下记:

  本校为激励生徒,精研国粹起见,爰于正月十八号,举行中文竞赛,题为《为学无止境》。同学分坐纪念与自修两室,沉思力索,勾心斗角,乌丝撷宋班之艳香,麝墨泼韩苏之潮海。鸿篇佳制,定多巨观。

  这次全校作文竞赛举办于1926年1月18日(农历为乙丑年腊月初五,故下引文中说比赛时间是“乙丑冬”),当时钱锺书是在初中三年级。本期《桃坞学期报》上,还特设“文章竞赛”一栏,前有导语云:

  吾校为发扬同学之竞胜精神,爰有文章竞赛,玉尺量才,堪称盛举。乙丑冬,以“为学无止境”为题,命全校同学共作之。张君青莲以最优获全校第一及高三第一,王君凤炅、王君进生、曹君觐虞、房君鉴钊暨府君丙麐,各以优胜占一级鳌头之选,鸿章佳制,烂然可观。因请于张身立夫子,以高级中学三级之第一披露本报,以示精彩。身立夫子谓:曹、房二君虽列级初中,其竞赛成绩优入高中之选,当表而出之。因合之共五篇,依班次列之于左。

  在导语之后,分别刊载本次文章竞赛全校第一名及各年级第一名的同题作文,依次为:全校第一并高三第一张青莲,高二第一王凤炅,高一第一王隽生(导语中作“王进生”),初三第一曹觐虞,初二第一房鉴钊,初一第一的府丙麐之文则未刊。其时钱锺书和朱光辉正在读初三,但两人中之一人都既不是全校第一,也不是初三第一。

  虽然钱锺书在1926年初举办的这次桃坞中学全校作文竞赛中,没有得到全校第一及初三第一的名次,但他和这次得初三第一的曹觐虞,却是在桃坞中学和清华大学,两度成为同学、校友,且是多年的挚友。

  曹觐虞字凤琯,是现代著名经学家、礼学家曹元弼的侄孙,在桃坞中学就读时,钱锺书和他同一年级,也可能是在同一班级。到后来的好多年中,两人还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和深挚的情谊。曹觐虞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比钱锺书进清华要晚了三年。钱锺书在清华大学的另一位同学常风后来在《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一文中忆及:“锺书住在二层楼的左翼一侧的宿舍。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房间对面的宿舍,他常到楼下来到我对面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锺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同学同一宿舍住下来。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文中说曹觐虞是钱锺书的“同乡”“老乡”,此说不准确,曹觐虞是江苏吴县人,可能常风并不是很清楚钱锺书和曹觐虞是桃坞中学同学的关系。大约是在1933年下半年,钱锺书回无锡,见到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的父执唐文治,唐文治与曹元弼当年是南菁书院的同窗,且为谱兄弟,言次很自然地会提及曹觐虞,钱锺书乃向唐文治称扬曹觐虞“勤学不倦,极肯研究国文”(见虞万里、许超杰整理:《唐文治致曹元弼书札编年校录》之第七十六函)。

  到了抗战期间的1940年,时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钱锺书写有一首《十月六日夜得北平故人书》:

  回首宣南足怅嗟,远书吞咽话虫沙。一方各对眉新月,何日重寻掌故花。秋菊春兰各有种,杜鹃丁鹤已无家。当年狂态蒙存记,渐损才华益鬓华。

  这首诗后被收入《槐聚诗存》,历来读过的人并不太清楚诗题中的“北京故人”指的是谁。后来《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影印出版,在第二册录有此诗,诗题为:“妇书来,言凤瑑、觐虞自故都寄声存问。与予谊如骨肉,而宣南又魂梦所恋地也。三年去国,百事全非。忆少年游,赋诗远寄,俾知斯人亦复憔悴。”这里的“凤瑑”是常风,“觐虞”便是曹觐虞。由此可知,常风、曹觐虞确实是钱锺书就学北京期间两个最好的同学、执友,三人间“谊如骨肉”,而钱锺书与曹觐虞的情谊,更是可以追溯到桃坞中学就学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