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诞辰110周年。昨天，钱锺书故居管理中心抢救城史系列公益活动“绳武堂前话梁溪”邀请到与先生有过书信往来的三位人士，相聚钱绳武堂。因种种机缘巧合，他们与钱锺书或有过学术上的交流，或有过事务上的交往，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对钱锺书先生的怀念也有了更真切的呈现。
张大年：
重新认识“方鸿渐”就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
张大年是三高中退休教师，今年80岁的他，身体硬朗，回忆起跟钱锺书的交集，清晰如昨。上世纪八十年代，《围城》大热。1985年，身为语文老师的张大年写了篇2万多字的《围城新论》，针对当时主流评论认为方鸿渐“分裂人格”的观点，提出方鸿渐是有着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文章写成后，张大年想听听钱锺书的意见，就托钱锺书的堂侄女钱静汝帮忙。钱静汝读罢认为这是篇好文，就把文章寄给了她的姑父、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许景渊。许景渊与钱锺书时有诗词唱和，就把文章转给了钱锺书。钱锺书很快给许景渊回了信。许景渊把信中关于张大年文章的一段复印下来寄到无锡。
就《围城》的文学评论，钱锺书收到过很多，但他基本不予理会。家乡后辈张大年的这篇文章他却回复了。“他对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张大年说，钱锺书在回应其《围城新论》的文字中，有不少钱锺书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尤其对于张大年运用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论”来剖析方鸿渐的性格，钱锺书用了“极妙”二字。“家乡有人懂他。”张大年说，钱锺书塑造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形象，也是在传递一种家国情怀，即当危难来临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会挺身而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面貌。“这点，外国人看不出来，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评论”，张大年说。
因为这篇文章，张大年与钱锺书有了通信联系。他们在信中讨论文学，还讨论过当年动荡变化的文学动向，钱锺书勉励张大年“风吹草动，不必张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从1985年至1990年，张大年跟钱锺书的通信有四五封，但张大年始终未能跟钱锺书见上一面，成为他最大的遗憾。“他这么一个大家，能跟我这么一个普通老师坦陈内心”，张大年深深感受到钱锺书的谦和、不媚俗。张大年说，当下都在提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其实，这在钱锺书等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今，我们重新认识方鸿渐，就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坚定文化自信。
刘桂秋：
先生的治学精神要承传与弘扬
“我从不搞收藏，但这封信一直被我笑称是我的‘镇宅之宝’。”江大人文学院副教授刘桂秋是位“钱迷”，致力于钱学研究数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刘桂秋跟钱锺书有过一次书信往来，内容是文学专业领域的探讨，源起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山水名记《小石潭记》。《小石潭记》中有“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等描写，为后人所激赏。但以“鱼若空游”来写水之清澄，并非柳宗元的原创，早在北朝北魏人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就有两处类似的描写。钱锺书在他的《管锥编》中，列举了大量例子，也认为《水经注》中的两处描写，是后世许多诗、文、赋中“游鱼若乘空之喻”的源头。
1990年下半年，刘桂秋着手写论文《一篇散佚的古代山水记一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考论》。在查检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时，他发现了一条资料，该书卷六十“地部江”载：“袁山松《宜都记》……又曰：‘江清浊分流， 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袁山松是东晋人，生活的年代要比郦道元早了很多。“那么，《宜都山川记》(简称《宜都记》)中的这处描写，才应该是‘游鱼若乘空’这名喻的源头。”于是，1991年1月，本着学术求真的态度，无锡教育学院30岁出头的年轻老师刘桂秋给钱锺书写了一封信，寄到先生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
刘桂秋没指望钱锺书会给他这无名后辈回信。但十几天后，刘桂秋收到了钱锺书的回信。“太开心了。”更令刘桂秋开心的是，钱锺书在信中提到，会将刘桂秋的发现交给《管锥编》出版方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请其于第三次印刷时补入，并注明出自刘桂秋。《管锥编》第三次印刷出版时，刘桂秋第一时间跑去无锡新华书店买来，在第五册第256页中，他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发现。“人家都说钱锺书狂傲，因为他有才，其实先生也有谦的一面，他对读者来信中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意见，从来都是虚怀若谷、欣然接受，这是一代大家的真正风范。”刘桂秋在很多学校做过“钱锺书先生的为人与为学”主题讲座，他最欣赏钱锺书论学问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必成俗学。”“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后辈提倡和承传的一种学术精神啊”，刘桂秋感叹。
陈瑞农：
对先生的资料要持续搜集整理、深入研究
“我跟钱锺书先生是有缘分的，他在给我的信中提到要见面，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见面。”两年前，原无锡市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员陈瑞农向钱锺书故居捐赠了钱锺书的两封信。如今，这两封信是故居的重要展品。事情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讲起。当时，身为无锡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陈瑞农领命到当时的“无锡市查抄文物图书清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二清办”）工作，一是负责将已清查户主的文物图书发还；二是根据文物图书的价值，在发还后与户主沟通，做动员工作，说服户主将实物捐给国家。
1981年夏，陈瑞农等人整理实物时发现了17册手书日记：毛边纸、大八开本，每本都精心装订，封面中央题“旅欧日记”，左下角写有“钱锺书”三字。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书写工整娟秀，是研究钱锺书的第一手资料。大家猜测，这些日记很可能是从新街巷“钱绳武堂”老宅中查抄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凭借《围城》，“钱锺书热”蔓延至海外。钱锺书是无锡走出去的文化昆仑，陈瑞农随即意识到这批手稿的重要性。于是，他辗转多次拿到了钱锺书在北京的住址，给他发了信，称发现了一套他的日记，根据政策应发还本人，请他或委托亲属领取。陈瑞农又代表博物馆，建议先生将日记捐出，留在家乡。
1982年9月至10月，钱锺书先后给陈瑞农回了两封信。对于捐赠提议，钱锺书在第一封信中婉拒，在第二封信中简略说明缘故，大意是说，他正在整理个人的文稿资料，就差这些日记的内容。动荡年代，钱锺书一家从上海迁居北京，丢失了许多资料，保存下来的手稿格外珍贵。“我们十分体谅先生。”陈瑞农提到，2001年，无锡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复钱锺书故居，作为钱锺书纪念馆，巧的是，时任无锡市博物馆馆长的他具体负责此工程。彼时，钱锺书已去世近三年，为保证纪念馆的质量，陈瑞农和杨绛通了40多分钟的电话，中间提到了钱锺书日记的事，杨绛清楚地记得并表示感谢。“他们夫妇心地纯真，平易近人，对两位先生的资料尤其是文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要持续深入下去”，陈瑞农说。（张月/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