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旸 文 |

　　受到爸爸委托，让我为《跫音》作序，作为一个早已偏离以文学为业的 90后，我自感惭愧。爸爸的诗是年轻一代所陌生的一泓清泉，似乎与当下距离甚远；然而跟随爸爸诗歌的地理韵脚，我又相信，这样的诗，在摄影、绘图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应该成为文字不会消失于读图时代的佐证。

　　生于长江中下游腹地的平原，家乡兴化以安宁的水域、丰茂的苇草和宽阔的天空，给了我们几代人栖居的家园。安详、没有风浪的日子，也意味着这里没有那么奇谲深秀的地质景观。因此，爸爸的笔和脚，便从西北的高原漫步到巴楚山景，又从内蒙古草原来到闽越村落。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无论是出于相貌特征，还是出于对阿赫马托娃的热爱，或者，是这句话中蕴含着爸爸对走出平原、走出安逸的浪漫主义的渴望。

　　爸爸对风、水和月亮的感知是如此神异，完全不同于“寒塘渡鹤影”式的传统江南书写。在异域的灿烂风景中看见粗粝的祖先和温柔的母神，是他对山川的天然感应。他自然把这样的感应传给了我。在我刚接触文学的时候，他推荐给我的多是苏联作家，普里什文、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艾特玛托夫，这些瑰丽壮阔的大自然书写，扩宽了12岁女孩的心灵世界，在县城的童年之中，除了有限的空间和学业压力，我还可以梦见牧神，知道一些北寒带的树木和鸟类，听见经年的坚冰融化。斯拉夫文学可贵的自然主义传统影响了他，也间接地影响了我。

　　因此，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彻底的出离，而每一次书写，都类似于一次朝拜。由西北到东南，爸爸真的去了不少地方。从西北到东南，他追随着自然之母，是那些溪流山谷、花草树木忠实的歌者。在途中，他抛下的不仅仅是俗世生活，还有生活中的尘土，而还原清洁。爸爸是个真清洁的人，生于20世纪60年代，必然有些艰苦的成长经历，但他选择以诗歌镇痛，以文字濯洗，自我另辟一个世界。这是作为朝夕相处的女儿本能地感知到的。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踪，被拐卖、抵押给了另一个世界”。他的“文学洁癖”是这样严重，以至于在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我感到身处一个吉祥、清净、美好的天堂，而我们这一代人所选择的生活与我们的心灵，与之相比，显得嘈杂而混沌：

　　是怎样的热情哺育了纯净的诗人

　　需要多少鲜花去装点青春期的梦境

　　命运为什么在这片海陆之地

　　留下了我被风吹斜的身影

　　——《1994年春》

　　父亲把沿途的风景带回了家。在对家乡以及周边江南、江北一带的抒写中，我看到他的交游际遇，他的旧日回溯和一个里下河诗人的哲学考量。父亲给我取名“旸”字，与扬州的“扬”同音，这几乎是我能想到的最精美、最重要的汉字了。要知道古扬州的概念并非如今的扬州市辖地，扬州为“九州”之一，包括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见证了瑰丽的大唐，孕育了繁盛的江南文化，承载着运河的兴衰，扬州意味着文明和现代，以至于古代的文人不仅要“扬州生”，更要“扬州死”。因此，父亲笔下的苏南苏北，都仿佛带着扬州文化的那一抹月影。我们闻得苏北的酒香和洁白滩涂空气中的盐，也眺望到扬州城里的烟花青春、苍老繁华。

　　父亲经常提起一个叫“乌金”的村庄，这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从有关乌金村的描写中，我不仅看到了构成父亲人格的全部元素：河流、树木、芦苇丛、炊烟，还看到诗歌如何令一段记忆、一个地方获得真正的尊严。我时常听父亲回忆、描述记忆中的乌金村，我没有去过，也不必去过那里，但那里也悄悄地贮藏了我自己的想念和向往，有“挂满山墙的山药果”（《我还能说什么》），还有“田野里摇曳的花朵”（《记忆：乌金村的腊月》）。父亲的诗歌给了我关于土地最亲切和感性的认识，他在诗歌中获得了来自童年的启示，也通过诗歌，为记忆和土地命名。

　　《跫音》，金倜 著，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