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小言 文 |
1975年夏，我被分配到无锡国棉一厂工作，这个企业原来是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三厂。在钟表尚未普及的二十世纪初叶，申新三厂上下班的汽笛声响彻无锡城，曾经是我们城市的报时器。发展到七十年代，锡棉一厂已成为上万人的大厂。那时候，无锡城里十个家庭中就有一个锡棉一厂的职工。
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报考大学，先要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上工人大学。所以，初入工厂做三班制工人，夜里做工白天读书，我觉得挺好的。等到上了一段时间夜班才知道，在纺织车间做工还不是最苦的，苦的是深夜工作打乱了生物钟。久而久之，睡眠质量越来越差，就像生了病总是难以痊愈，比较辛苦。
师傅见我总是脸色苍白，就帮我申请了女工宿舍。
走进锡棉一厂大门，往左拐，有十多幢青灰砖二层楼房，那是申新三厂遗留下来的女工宿舍。女工宿舍每一层楼有南北两排，大概二十余个房间，每个房间有面对面的四张上下铺八个床位，北面最中间的两个房间是公用的盥洗间和厕所间。女工宿舍有管理员和保洁员，房间宽敞明亮，虽然广漆地板只有床底下才保持着广漆原来的颜色，走道上已经被女工的脚步磨出了原木本色，但房间和走道几乎一尘不染。最让我惊喜的是，女工宿舍双人铺之间靠窗的位置，端端正正放着一张写字台。就是在这张老式书桌上，我写了散文《平凡人物》，发表在《无锡日报》，第一次获得“太湖文学奖”。
也是在这张书桌上，我在这个工厂第一次流下不知所措的眼泪。
我们隔壁宿舍有一个女工阿娣，她家在农村，家里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弟妹。这一天，阿娣早班下班回到宿舍，收拾晾在外面的衣服，突然想起自己洗衣服时没有掏干净口袋，她的四元钱不见了，阿娣嚎啕大哭。我们学徒第一年的月工资是十四元。另外，还有补贴费，上一个夜班补贴两角，上一个中班补贴一角五分。一个月的中夜班补贴费，一般不会超过五元。那时候，五分钱可以买两根油条或者两只玉兰饼。在食堂里，二角钱可以要一份小灶的肉丝茭白炒面筋，一角五分钱可以要一份小灶的猪肝菠菜豆腐汤。阿娣每个月交给父母十元补贴家用，剩下来的钱才是她的伙食费和零花钱。
我家离工厂不远，父母要我尽量回家住，也不要我交伙食费，让我自己把工资存起来。我去工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要交几元学费。我还喜欢买书，记得那时新华书店刚刚恢复销售外国文学，买书要排队。我夜班下班，在新华书店辛辛苦苦排了几个小时队，衣服外套的扣子都挤掉了，才花一元二角几分钱买了两本巴尔扎克的书：《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
而四元钱对于当时的阿娣来说，就是半个月的伙食费。阿娣还在撕心裂肺地哭，我想去安慰她，却不知道如何走近她。只能傻傻地坐在书桌前，湿润了眼睛听着她哭……
几年后，我拿到工人大学文凭，调进纺部试验室工作。
车间里的女工们私底下议论，纺织厂是花样年华的女孩成堆的地方，试验室女孩是厂里最漂亮的一群女孩。和我搭班的两个女孩，一个是白皮肤的亚君，眼睫毛又长又密，像个瓷娃娃；一个是大眼睛的维萍，笑起来脸上一对酒窝，是个俏佳人。我们对班的钱姐姐和孔妹妹，一个眉清目秀，是个古典美人；一个天生卷发，像个异域丽人。车间里开会，试验室女孩结伴而来，总是会引来全场的目光。
试验工作需要每天提着试验袋，穿梭在车间清钢条粗细各道工序，采集棉花棉条棉纱样品，通过天平砝码烘箱记录数据，为工程师掌控车间温湿度、把控生产运行提供依据。试验工作也让我认识了更多的纺织女工。有一个身材苗条的粗纱女工阿洁，纺织女工的白围裙白帽子穿戴在她的身上总是那样俊俏。我每天去车间采样走过她的车弄，她总是一边挡车一边望着我微笑，我也一边采样一边望着她微笑。在机声轰鸣棉絮飞舞的车间里，我们俩虽然没有讲过话，但每天的相视而笑已经让我们成了朋友。
有一天早班，阿洁没有来上班。值班长询问和她同一个宿舍的女工。女工们说，昨天是大礼拜，她们都回家住了。阿洁的父母带着她的兄弟姐妹还在苏北插队，所以只有阿洁一个人住在宿舍里。有个和阿洁要好的女工告诉值班长，最近，阿洁遇到了烦心事。阿洁在城里谈了个男朋友。她母亲知道了，就带着一个队干部的儿子从苏北赶来了。她母亲对阿洁说：“队干部曾经帮助过我们，我们不可以忘恩负义的。”
值班长派了两个女工，去宿舍寻找阿洁。她们发现，阿洁穿戴整齐躺在床上。床边的写字台上，有一个高锰酸钾空瓶，还有一张泪痕斑斑的白纸。白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一行字：“我的死和别人无关”。
那一天，我去车间采样。那个总是安安静静望着我微笑的女孩，已经在车弄里永远消失了。我带着样品回到试验室，站在天平前操作的时候，心里的天平失衡了，我泪流满面……
下了班，我就去报考函授大学，继续学习中文。那些年，每当遭遇困惑，我总是躲到书籍里去忘记忧伤。
试验室工作虽然也是运转班，但是比车间里轻松。试验样品进入烘箱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我常常一边休息一边翻书。工程师看见我在试验间隙看书，就批评我：“工作时间，不可以看书！”
我说：“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做好试验工作的！”
工程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自由散漫？！”
我越是实话实说，工程师越是生气。
工程师走了以后，亚君和维萍埋怨我：“你这个人死心眼啊，你不可以说不看书了？！”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试验室开会评比先进，我因为去学校参加考试没有参加会议。回来以后才知道，亚君和维萍在会上推荐我当“先进工作者”。
亚君说：“她工作认真，报表整洁，数据准确。”
维萍说：“她利用业余时间上大学，值得我们青工学习。”
钱姐姐和孔妹妹也点头赞同。
我从学校回到宿舍，准备上夜班。
亚君看见我就说：“大家挺佩服你的，又要上班又要读书，蛮不容易的。”
维萍也开玩笑说：“当了先进，你要请客的哦！”
就这样，我被试验室推荐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奖品是一只红字白底的搪瓷面盆。我知道，工人师傅和姐妹们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对我的理解，工程师也大度地原谅了我。这一份沉甸甸的感激感动感恩之情，从此静水深流，伴我走进课堂走进机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文娟率领上海越剧团来无锡演出。她们越剧团曾先后两次，集体入住我们的女工宿舍。那时候，我已经在厂长办公室工作。演员们喜欢我们的女工宿舍，我们心里都很欢喜。宿舍管理员两次来厂部办理手续，我们办公室都是一路绿灯。上海越剧团还在我厂俱乐部免费演出，记得王文娟第一个上台致答谢词，因为有喉疾在身她没有演出，坦诚作了说明，我们厂的职工都很体谅。后来，演贾母的演员清唱了两段越剧《红楼梦》和《碧玉簪》的曲词，大家就尽兴而散了。
最近，听闻九十五岁的王文娟先生逝世，有挽联云：“台上演戏不怕复杂精益求精无愧性格演员，台下做人只求简单乐于奉献堪称德艺双馨。”我的纺织姐妹回忆当年王文娟两次入住我们女工宿舍的往事，都说：“这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