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静 文 |

　　所谓好书，就是你恨不得一口气读完，却又舍不得读完，读完之后，又有些怅然若失的那类书。我读岳南的《南渡北归》，就有这样的感觉。

　　爱国之情感动人心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频频失利，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也岌岌可危。当时，宜昌城内滞留着150万军民和100多万吨战略物资。为了保住这批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亲自率领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在短短40天之内，将原本需要一年才能运完的人员、物资，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创造了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历史奇迹。“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悲壮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禁热血澎湃，热泪盈眶。

　　书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潜回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将秘藏的镭抢救出来。为了护送科学珍宝，赵忠尧混在难民之中，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时，已是衣衫褴褛、形如乞丐。“一路上他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却紧紧地捧着装有镭的咸菜坛，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读到此处，我的双眼又模糊了，内心被这种舍生忘我的爱国情所深深震撼。

　　博大胸襟令人叹服

　　一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办学术报告会，学生韩君作了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虽然佛学并非胡适的专长，但作为研究所主任，当然要现场点评几句，然而他刚说到一半，就被韩同学毫不客气地打断：“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大庭广众之下，竟然遭遇这样的羞辱和尴尬。然而，彼时大权在握的胡适，非但没有怀恨在心，反而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学生青睐有加，并为其学业、谋生不遗余力提供帮助。

　　如果说，胡适的宽容和大度充分彰显了他“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那么梁思成的宽容，则更是一种超越了家仇国恨、民族国界的博大胸襟。1937年日本侵华后，梁思成全家流离失所，甚至险些葬身日机的轰炸，他当飞行员的妻弟也在战争中牺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和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学者，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他义无反顾、通宵达旦地绘制文物保护地图，让日本京都、奈良的古建筑在盟军的反攻轰炸中幸免于难。

　　掩卷反思,如果换作是我,是否会有这样的胸襟和度量?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淑之人、不公之事，与其耿耿于怀、眦睚必报，不如学着豁达一些，宽宥别人，也放过自己。

　　今昔对照引人深思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当人们带着金银细软四散逃难时，国学大师陈寅恪却惦念着他在清华园的藏书，命家人冒险去“虎穴夺书”。不料，运书车被日军拦下，日军以为内藏无价之宝，不料用刺刀一挑，竟是满满一车“破书”。野蛮的侵略者哪能理解，书籍对于勤勉治学的大师来说，甚至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由于博览群书，用眼过度，陈寅恪患上了严重的眼疾，最终因视网膜脱落而双目失明。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埋首于学术研究而足不出户，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昆明的防空洞里，伴着日机的轰炸声写下英文著作《西潮》；哲学教授金岳霖每次跑“警报”时，都要随身带上装有书稿的小箱子，他在荒郊野外完成了巨著《知识论》；翻译家、诗人查良铮在徒步前往昆明的逃亡路上，一边翻山越岭，一边自学英语，当他长途跋涉3000多里到达西南联大时，已将一本英汉词典背得滚瓜烂熟……前辈大师们的刻苦勤奋，着实让我们汗颜。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南渡北归》封面上的这行字让我心生困惑，在这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社会上不乏头衔显赫、名利双收的专家学者，却为什么出不了像陈寅恪那样学富五车、学贯中西的大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