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凤鸣 文 |

　　儿时，当我居住在小镇上的时候，常常在母亲踩踏的哒哒哒的缝纫机响声里睡去，又在这样的响声里梦醒。

　　缝纫机是母亲生活的帮手，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一群孩子的娘亲。和那个时代嫁给军人的所有女性一样，她要无怨无悔地独立挑起家庭的重担。缝纫机的哒哒哒声，在我儿时，是母亲伴唱的摇篮曲，长大后，是母亲爱的心声。母亲就在一阵阵的哒哒声里，将一头青丝，踩踏成了满头白发。

　　上世纪60年代初，缝纫机还是稀罕物，家里有台缝纫机总让普通的工薪阶级羡慕。记得那天缝纫机抬进家时，邻居还有母亲的女同事们，叽叽喳喳地兴奋了好久。晚上，小护士们还逼着母亲办了个小小酒会，给她们打牙祭。母亲的缝纫机是在西山市场淘来的二手货，上海产的蜜蜂牌。那年月，常常有不知什么人家，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就被赶去乡下劳动改造，丢下的物件都挺便宜的。那个黄昏，母亲带着我在旧货市场转了好久，掏尽了兜里所有的钱，买下了这台看起来还算新的缝纫机。好心的卖主，见我们母子如此窘迫，动了恻隐之心，用他的小推车走了五里路，将缝纫机一直送到我们家门口。那个年代人的善良，让我一生难忘。

　　母亲有了缝纫机，开始并不会踩踏。她原本是金陵城里教会女校的学生，家中虽说不上优渥，却不用动手去做家务女红。16岁，她跟着陈毅元帅的队伍来到胶东滨海，作为一个女战士，她精通业务，射击的本领也很高，曾经五发子弹打出49环的成绩，但对于做衣烧饭，却是一窍不通。

　　或许是独立的个性，或许是军旅生涯的锤炼，母亲好学也好强，她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自打缝纫机被抬回家，那个夏夜，我总是被或紧或慢的哒哒哒声踏醒。母亲白天在急救室值班，晚上则熬夜练习缝纫机。昏黄的煤油灯摇曳着，母亲低着头认真地一圈圈踩踏，她的身影在墙上忽长忽短，像是我们家乡的皮影戏。

　　秋天，我回了乡下。夜里不再听见母亲脚踏缝纫机的哒哒声，听的是老祖母喳喳喳的纺车响。大山深处的祖母，没见过缝纫机，她用一双灵巧的手，给家人剪裁、缝补衣裳。她和千年前的老祖宗们一样，用自造的纺车与织机，纺线、织布，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我没告诉她，我的母亲有了缝纫机，我小小的心中想着，告诉她，她也听不懂。

　　从乡下回来，已经是1966年的夏天，我跟着母亲要去河北的山城求学，母亲的家当实在寒酸，就一个装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一只带我去旧货市场新买的槐木箱子，再就是她的缝纫机。

　　母亲学会缝纫机后，我们兄妹的冬装夏衣就都由她亲手制作。后来，她还为我们的堂表兄弟姊妹们做衣服，做好了就天南地北地邮寄过去。每当夜晚，母亲常常坐在缝纫机前，戴了眼镜，认真仔细地踏起机器，一块块布料，在她的手下变成衣服、裙子。听得出那哒哒哒的声音里响着欢快，母亲是真的喜欢这门手艺。除了衣服，我们家里的灯罩、椅套，甚至电扇的罩子，都是母亲的手艺。

　　母亲开始并不会剪裁，她就买来一大堆书学习，买来衣服片子的纸样仔细琢磨，到了周末，她还去裁缝铺义务打工，为的就是能学到手艺。母亲学到手艺后就忙碌起来，特别是到了春节，自家的孩子、大人要穿新衣。就算是邻里孩子、大人的新衣，母亲也来者不拒。那时，我们和来自山东老家的建筑工人一起住在工棚里，母亲总是帮别人家做好了衣服，再做自家的。为邻居们做衣裳，母亲从来都是义务劳动，不收分文。有时候碰到邻居有特殊要求，母亲不会做，就倒贴了钱，去买了纸样，比葫芦画瓢，也因此，母亲的人缘好得很。有一次，母亲上班不在家，我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无意中得罪了两个小流氓，他们满街巷追打小弟弟，邻居们看见了，都争先恐后地喊小弟弟去他们家躲藏，最后一起合力将两个小流氓扭送去了派出所。乡邻们知道我父亲远在海防前线，我家有什么重活累活，大家也都自觉自愿地帮上一把。

　　母亲老了，回到江南老家。踩踏缝纫机的活，就交到了儿媳手里。

　　改革开放到了本世纪初，收入多了，生活好了，时装店里日益丰富多彩，时装几乎日日翻新，我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家人带回时髦的新衣。母亲与她儿媳的手艺在新时代，渐渐赶不上趟了，于是缝纫机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像是个半老徐娘，不再受人待见。这台曾经备受宠爱的缝纫机，像是个容颜不再的老妃子，被打入了冷宫。

　　母亲去世后，曾经为我们家三代人服务过的蜜蜂牌老缝纫机，被送进了储物室。这只老蜜蜂曾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甜蜜啊，现在，它只能永久地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