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鹏旋 文 |

　　父亲是只身搭乘一叶乌篷船，从江南宜兴来到黄桥的。

　　做牛马活、遭饥寒罪、受打骂苦，当属那个年代穷人谋生必跨的一道槛，如同孩时学步总要跌跟头一样，只是父亲跨这道槛的年龄让人心酸——才14岁。三年学徒，身单力薄的父亲也许是苦活重活干得太实诚了，留下了疾患，不用那钢板别子束在腰间阻抑着走肠是不能走路的，这种被束缚着的痛苦，让他背负着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父亲满师时，爷爷奶奶已经故去，孤单单一个人靠帮店家到江南一带跑单帮糊口。恰是父亲至诚厚道被外婆家看中，与母亲成婚。外婆家在小镇上开的“天顺昌”肉铺颇旺，母亲在家最受宠爱，亦因父亲孤身穷汉一个，外婆家的陪嫁很是丰厚。母亲上轿前又撒了一会娇，让外婆又在陪嫁中增加了50枚“袁大头”，才让父亲得以开了一家碗店，名曰“发达磁号”。

　　告别了孤苦、穷困，父亲为刚出生的哥哥取名鹏春，愿景着全家连着店铺的一叶乌篷摇向春天。令父亲一直痛恨于心的是当年突起的那场金圆券风潮，把碗店刮得近乎倾家荡产。父亲曾告诉我，那年月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一落千丈，早上50万面值的金圆券买到一打火柴，到晚上只能买到一盒，大小商家顿遭灭顶之灾。碗店被迫歇业后，又逢母亲4年生下4个子女，父亲在自家门前摆着修钢笔的小摊，日日所得无几，母亲的陪嫁被卖得精光。父亲背负着六口之家生活的全部，举步维艰。

　　公私合营那年，父亲经好心人介绍进了供销社，时年34岁，工资34元，年岁与月薪之和竟是“禄发”。父亲相信会带来好运，珍惜着养家糊口的饭碗，直到66岁单位准他退休，年年先进工作者榜上有名，救济榜上亦年年有名，且数额最高，在单位是出了名的。

　　经父亲之手保管过数以万计的山珍果品，他从没沾过一点滋味。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得了浮肿病，他也没打过库存商品的主意。实话说，我倒是沾过，也让我难忘。日杂仓库在西门桥下时，父亲管着茶食坊，那香甜味儿对吃不饱肚的孩子是诱人的。那次看着师傅们做着冰糖，我不由自主地流着口水，有师傅看在眼中，端给我一碗清洗料盘的糖水，让我透心地甜至今日，那师傅却遭父亲说了不是。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馋了，偷吃了两颗黑枣，父亲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火星，打得父亲自己眼含泪水。那是唯一一次让我看到父亲动怒的样态，嘴唇颤抖着，手指颤抖着，看出父亲的心好一阵平不下来。父亲是把公家的东西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把儿子的品行看成是自己的尊严。

　　春哥说，父亲是供销社的末代忠臣，倒是没有夸张。父亲管的仓库，堆放的商品如同接受检阅的列兵方阵，从来没有走样的；计划供应的商品，凭票券供货，多出的哪怕是一斤白糖、一只锅盖，从来没有自行做主的；跨年度的干果，夏天伏晒装缸，缸底置酒防蛀，缸口密封防潮，从来没有霉变虫蛀的；入库的商品一一过手，稻草裹扎的碗二十只一支，手一托便知破损几只，从来没有出入差错的；年终的算账盘点，必定是账物相对一清二楚，从来容不得秋毫之差。那年黄桥中学扩建校舍，每个学生要交一箩碎砖铺基，春哥到仓库要一箩碎碗瓷片交差，父亲便要捡出碗砣，春哥不解：“碗砣有分量，瓷片能有多重？”父亲告诉春哥：“碗砣不行，报损是要凭数说话的。”虽说事小，让春哥明白凡事总有界限的道理。我暗自解读，父亲对工作的这种忠诚，是自己人格的一种保持，是直面人生的一种态度，是比钱值钱的一种价值。

　　父亲退休回到家里，却让母亲从过去想到眼前，从发根想到发梢，唠叨着说着往事。而父亲苦够了、忙够了、退休了，却没有听够母亲的唠叨——“老头子，我在娘家哪个不宠，一年四季享着福，跟着你为奴，衣食住行都得愁，愁得我白了头。”“老头子，你蹲仓库苦得不经风雨，我街头摆摊是风刀霜剑啊。”“老头子，我娘家陪的金银首饰、亮橱雕床无所不有，你得赔我。”

　　那天全家为父亲七十寿辰祝寿，是母亲自己为父亲斟的酒，也是母亲第一个举起杯说着祝辞的：“老头子，我在娘家还享了福，你是苦了一辈子，我嘴上唠叨，心里高兴啊，当年你乘的那只乌篷船在风浪里走、苦海里行，终于苦过来啦，刘家儿子们争气胜过家财万贯，祝福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