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念青 文 |
总有些情感和追忆是生命中最值得书写的，萧耳曾说，这一生总要给故乡有个交待。对于正处于写作旺盛期的她来说，这份交待，必然会在某个时日喷薄而出。
《鹊桥仙》来了，然而却并非是我所想的那种恣肆的喷薄，“少女思春，河边一梦，雨滴敲窗、敲瓦，密密匝匝，桨声灯影，旁逸斜出……”一开篇，小说就建构了一种很江南的调调，婉约的、韵致的，连同少女的梦都翻动得很轻，在这样的梦边观梦，你会不自觉收起狂放的目光，随后放慢脚步，跟着少女荡发荡发，荡进从少年到中年的那一段小镇历史，也荡进属于萧耳的生命书写。
在眼前种种烦躁焦虑的环境下，这部荡发荡发的小说疗愈似地回归了美好语境，就像沈从文的湘西世情，跳出动荡的大背景，也避开宏大叙事，只端出平静祥和的部分献给世人。
萧耳笔下的栖镇，具有典型的江南美学特征，它是鲜活的、直观的、充满灵性的，也符合大多数人对江南生活的描摹：长桥流水，点点渔火，烟雨亭台，才子佳人……有学者将大运河造就的独特江南慢文化，界定为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认为它甚至促成了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向。我们可以借之想象，大运河船运的慢，让水上旅人在攀谈中消磨时间，一壶小酒，两三梅子，几回八卦，倾吐家常。依水而生也依水而兴的江南，古往今来，便有无数诗词、文学、戏剧，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形式在运河两岸诞生。这种慢文化体现在《鹊桥仙》中，便是那种不徐不疾、水波不兴的气质。
四位主人公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正的故事是从一张合影荡开，又涟漪着荡出老少三代、荡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诸多生命的轨迹。小说从易知的视角、从她少女到中年始终没有消失的梦开始，叠加了作者江南生活的经验，又穿插了三代人的往事，将栖镇的风物、人情，那种开开合合、似远犹近的连结，写得舒缓流畅。
如果那个白日里搬把小竹椅，闲坐街边屋檐下看船的少女是萧耳，那么载着船行的江南水气，足以滋养一个写作人能用细腻婉约的语言，去书写自己与同伴的成长和小镇由兴而衰的过程。江南历来频出才子佳人的故事，而《鹊桥仙》却并不将重点放在刻骨的爱恨情仇上，也没有小说通常会有的那种强烈冲突，整个故事线条相对平滑，却有丰富的内在情境，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回来了，婚宴和葬礼交错，往昔和当下衍生着追忆，浸润其中的，是说不清忘不掉的情丝。
这是萧耳式的故乡抒情，像涓涓细流，绵长、细腻。靳天和湘湘，这两个本应走到一起的人，有缘无分，作家的笔墨不着力于无尽的惆怅和伤感中，只用“靳天眼泪一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让彼此、也让读者都接受了这个结局，却留一块传家的翡翠寄情，也给“许多年以后”的叙事和想象留下伏笔。
除了湘湘的出嫁，其他如美枝、秋依、易知与子君，以及范小姐等，同样不用力去写，虽没有直击内心的震撼，但这平缓却深情，反而构成了小说特有的味道，也正是萧耳为这部小说铺设的基调。在这样的基调下，小镇流年，正如她说，“河边的老房子早已不在，轮船也绝迹了，小时踏过的桥、游泳的小河，全变成了水泥马路，从前的小孩，现在变成中年人了，从前的中年人，现在变成老人了，从前的老人，荡发荡发，去另一个世界了”。也许中年之后，有了穿过岁月之眼的云淡风轻，更多的，是萧耳自身的生命要素决定了她看世界的角度。
《鹊桥仙》的整体气韵，应当是一种“水气”，是氤氲在整部小说中淡淡的潮湿感，有了水，传统的男耕女织、渔樵农桑，才有了属于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故事中提到的烂糊鳝丝、红烧黄鱼、杭三鲜、油爆虾、粢毛肉团、镬糍汤，既入了江南人生活的日常，又在回忆中荡出现代性下一种超世回归的生活理想。
水作为江南美学的核心，让三十多年里所有的人物都像被牵着线的风筝，最后都要回归这座历史上曾经显赫富庶、如今已是美人迟暮的栖镇。这大概就是作家的精神原乡，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荡涤之后，依然会以各种方式将感情投射回小镇，从开始对小镇变化的失落到中年后的渐渐融合，她自己从一个摇滚青年变成了小镇生活的代言人。
伽达默尔在他的解释学中提到，历史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对文本的理解会产生偏见，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对我这个生长在西安的上海人来说，《鹊桥仙》所构造的世态景象，既有血脉上的亲近，又有理解上的陌生。这种异质性如同“古道西风瘦马”面对着“小桥流水人家”，我不太容易用一种温婉宽厚的视角审视世间的事物。读了《收获》发表的小说版后，我和萧耳有过一次比较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小说中的人物过于干净，是作者的怀旧和深情为他们撑起了保护伞，舍不得让尘埃落在这群发小身上。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萧耳也提到，她所有关于小镇的回忆，都是美好而专情的，她要保持古镇最后的斯文和尊严。因此，尽管单行本对人物进行了重叠和修改，我依然觉得他们在人性的丰满度上尚有挖掘的空间，眼下的他们，离现实有着一丝模糊的距离，似乎并非走在当下世界的人群中。但是，就作品整体的基调来说，萧耳笔下的这种清爽和超然，似乎又不悖于她对烟雨故乡的吟唱。
《鹊桥仙》，萧耳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定价：7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