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梦雨 文 |

　　在哈利法克斯留学的最后一年，我又搬回了牛津街2016号，和一年多以前相比，这里的租客全都换了，其中我只和租住在地下室的丹尼有着一面之缘。一次，我在马路对面的加油站加油，没有戴眼镜，错把站在房子门口晃悠的他当成了过去的室友格雷格。我向他挥手，他看到了好像略微有点吃惊，但很快小跑穿过马路来到我面前，问我有何贵干。我这才发现，这个个子不高，身材敦实，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人，显然不是年轻高大的油漆工格雷格。当时，他的脸冻得通红，胡子拉碴的显得有点狼狈，但笑容真诚，眼角细密的鱼尾纹看起来非常亲切。

　　丹尼没有工作，也不急着找工作，但看起来却是这个房子里最忙碌的人。他不但负责每周将垃圾桶按时推到马路边再按时推回来，还几乎包揽了整栋房子公共区域的全部卫生保洁，以及室外秋扫落叶，冬铲冰雪的工作。考虑到整栋房子只有我将车停在后院，那雪几乎是为我一个人铲的，我总觉得过意不去，和他一起铲过好几次雪。每次都是腰酸背痛，他的举重若轻和我的笨拙对比鲜明，而且他仿佛越干越起劲。我把雪推到隔开邻居的篱笆边上，他告诉我从体谅邻居的角度来说，那并不是个好主意，便教我如何不厌其烦地把大块冰雪推上马路，让过路的公交车碾碎直至消融。

　　租住房子二楼的，是韩裔女大学生宋和她的好友赫拉，她们把自己的房间装饰得颇有艺术气息，却总是把公共空间弄得乱七八糟、惨不忍睹。但只要有丹尼，几天之内，一切必定又恢复到干干净净的模样，周而复始。事实上，他的租住空间仅仅局限于地下室，地面以上并不是他的“地盘”，我多少次暗示他不用对分外之事太过上心，但他每次总是一笑而过。考虑到他可能的经济状况，我想，这种劳动或许有和房东达成的某种契约，借以冲抵部分房租的成分，但却又不能完全解释得通。除了劳动，他还在墙上、柜子里，摆上各种廉价的装饰物。闪闪发光的蝴蝶结和缠着亮片的呼啦圈之类的，他的审美让人不敢恭维。我私下问丹尼，这些“美丽”的玩意都是哪弄来的，他颇自豪地说：“你以为我是百万富翁吗，我只要去趟一元店或者廉价的二手商店，照样可以把家里弄得漂漂亮亮的。”说着掏出一叠二手商店的优惠券，问要不要送我几张。只是，他这样的操心，得到的并不一定是感恩和理解。我不止一次听到，赫拉在发现自己扔在水槽里的碗又被收拾起来的时候，狠狠骂道：“管得真他妈多。”——我倒颇能理解她，每当她看到墙上那些亮闪闪的玩意就气不打一处来。

　　到了夏天，宋和赫拉陆续搬走了，房子一下子清静下来。她们离开时留下不少黑胶唱片。我将丹尼的蝴蝶结和呼啦圈从墙上取下来，换上了几张黑胶唱片复古的封面海报，墙上一下子变得不那么俗气了。一天吃完晚饭，我兴致大发扭动起摘下不久的呼啦圈，但因为技术拙劣，很快呼啦圈重重掉在客厅地板上，一次又一次。不久后，丹尼从地下室走上来，面带惊恐神色，我这才知道，我的笨拙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噪声。但当他得知造成噪声的根源后，立刻变得慈眉善目起来，急切地下楼叫劳拉给我表演了一套艺术体操。

　　劳拉是丹尼十多年前从中国领养的女儿，那时候他和前妻还在一起，而离婚后，现在劳拉就轮流在养父母家生活，以两个礼拜为一个周期。劳拉长相非常普通，却十分开朗且身体强健，被丹尼视为掌上明珠。她看到东方面孔从不因为族裔的关系与我们特别亲密或者疏远，思想上已经完全是个西方女孩了。她欢快地在硕大的客厅里翻腾跳跃，动作的协调和力量之美让我暗暗吃惊，丹尼却在一旁对着我换上的唱片海报若有所思起来。

　　不久之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墙上几乎贴满了唱片海报，我立刻就知道了是谁干的好事。我曾经问过丹尼，为什么他要费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不远万里去中国领养一个孩子。我知道这种问题对别人可能有些冒犯，但丹尼不会介意，他不紧不慢地描述了自己去中国领养劳拉的情景，先去广州，之后去北京。“重男轻女是不对的，她是上帝的礼物。”他说，“在天安门广场上，很多老人围过来，抱怨我给劳拉穿得太少了。”他偶尔摘下帽子，挠挠头皮，心态完全处于放松的状态了，我这才发现，他的秃头很严重——地方支援中央。他也会反问我一些关于中国的事，关于近现代历史和文化，时而点头称是，时而不置可否，却是真诚而坦率的。

　　除了墙壁和橱窗，丹尼把自己独立出入的地下室门前也装饰得很艳丽，将门口鹅卵石涂得五颜六色，一旦看到有路人多看几眼，就会骄傲地上去搭讪一番。震惊加拿大的野马冰球队车祸之后，地下室门口的栏杆上就长期系着一根便宜的木质冰球杆，上面写着：“为野马队祈祷。”

　　圣诞节将近，他的门口又突然多出一堆胡萝卜来，这一点颇使我疑惑，毕竟他眼里容不下半点有机垃圾。一问，他倒不好意思起来，说：“圣诞老人就快来给劳拉送礼物了，我得替他喂喂驯鹿……”

　　毕业之后，我离开东海岸，搬到西海岸的温哥华也有几年了，不知怎么的，每到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丹尼，想起那个为圣诞老人喂驯鹿的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