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若江 文 |

　　辛禾的非虚构长篇《槐》，近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读之下，感受良多。首先，《槐》最大的特色就是浓郁而贯穿始终的“乡愁”，这在城市化度很高的当下颇具代表性，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

　　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有迹可循，因此也被称为“士子情结”。钱锺书先生称其为“还乡隐喻”，指知识分子在脱离原先的乡土之后、深陷现代都市囹圄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意愿，但这种回归并非代表真正的还乡，而是将故乡寓指为精神的家园。小说在题记中也已挑明：“一个人，就如同村庄的老槐树，枝叶可以任意向空中伸展，可你的根，永远扎在老地方……”这棵树，正是潜隐于全书字里行间的意象和隐喻。

　　小说《槐》有着鲜明的自传色彩。辛禾生长在安徽大别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他在这里生活了15年，度过了人生基本定型的童少时期，故乡生活给了他抹不去的记忆，镌刻心头，伴随一生。辛禾虽然离开故土已久，虽然读了博士、成了主任医师，但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故乡的记忆不断缓慢而深度发酵，与城市生活的烦扰、内心的焦灼一起酿制出日益醇厚的故乡之思，并成为内心的慰藉和精神的旨归。但，那个小小的村落已经面目全非，曾经充满温暖回忆的家园已然不存，但对那村、那人、那事、那树的怀念却挥之不去，且与日俱增。《槐》的书写可视为辛禾的一个人生夙愿，也是对那段生活的一个告别。

　　和沈从文那一代从乡间来到都市的作家一样，为尘世喧嚣所围困，生活中再无“躺在草坡看蓝天白云”的悠闲静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来自各方的挤兑，都让作家感到不适应，甚至对城市产生厌倦之感，于是转过身去回眸过往的生活。如果说，沈从文是“乡土世界的歌者”，唱着乡村朴拙的美（其时淳朴乡村仍在，虽遥远却仍不失为心灵慰藉，温暖思念），那么，辛禾更像一位乡土的“告别者”，因为今天淳朴故园已彻底不存，心灵家园不过是精神层面的奢侈之念。也因此，《槐》更像是一种温婉而不乏伤感的告别。这种带有“哲思性”意味的乡愁书写，在篇末更清晰地显露出来：成片的竹林开了花，那棵扎根很深的老槐树也死了，暗示了传统乡村的消亡，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样的收束，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槐》作为纪实性很强的作品，堪称一部小村落的历史笔录。小中见大，微中窥巨。小说里这座大潜山下的张老庄，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村子虽小，却浓缩着一个波澜起伏时代的乡村记忆。小说表现的社会生活，从20世纪60年代延至新世纪以来的2017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这段时间，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入市场经济，百姓生活从贫困逐渐走向小康，同时精神世界丰富了许多，思想观念也改变了许多，城乡面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繁荣表象的背后也有诸多困扰，道德滑坡、文脉断裂、传统丢失，鱼龙混杂，是非得失，一言难尽。

　　小说里，正派务实的带头人全书记，任劳任怨的父亲、母亲，隐忍克制的涂叔叔，为爱情甘作乡村教师的张老师，还有委屈锒铛入狱的江大爷，因触电不幸身亡的陈之山，为喷洒农药再没醒来的燕子……村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波谲云诡时代的小人物，他们在时代的旋涡里起起伏伏，有的浮起来，有的却沉了下去，带着时代的光影和印记。一个个人物白描，一个个生活片段，虽琐屑细微、吉光片羽，却连缀起一部普通人的乡村史，成为大时代一隅的缩影。从某个角度看，《槐》与“白鹿原”“小鲍庄”“梁庄”一样，补充着、完整着中国乡村的历史图卷。

　　《槐》在写作上最大的特色，是以第一人称“我”叙事，使之带有鲜明自传性特色和散文化特点。因为以“我”的所见所闻连缀起故事的线脉，看似散漫随性却无意中强化了真实感、可信度。也因为那个本源性“我”的主导，心理的活动，胸臆的抒发十分自然，更易于引起共情共鸣，故为初涉创作者所常用，如“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以及沈从文、郁达夫等人的小说，都曾热衷这一方式。以第一人称叙事，受制于视听角度、空间限制，往往视域、场景受到制约，但《槐》因聚焦于一个小村庄，外部世界则投射于村里的人事来呈现，基本未受这一困扰。反而因为“我”的“目击者”身份，使故事更具真实性。在“我”的连缀下，小说始终交织着生活的酸楚与回忆的温馨，既有生活在新时期的鲜活与骚动，也有故乡渐行渐远的怅然与失落，给人更为繁复的感受。

　　辛禾是一位医学专家，但酷爱文学艺术，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从书法到绘画，几乎无所不能。虽然，有的作品还嫌稚嫩，却不能不感佩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全情付出。辛禾尤其喜欢画马，那些马似是而非，线条狂野、跳跃、亢奋、躁动，不事细节，只求神似，在粗犷的笔墨线条中多少可以窥见其内心挣脱桎梏的希冀与挣扎，还有激情饱满、活力四射的灵魂骚动。相信辛禾在艺术的自我陶冶与提升中，会成为更有人情味的医者，也会成为个性鲜明的文学家、艺术家。

　　《槐》，辛禾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