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留守儿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次。”

　　30岁的黄蕊来自江西铅山，如今和丈夫在浙江义乌做文具电商。因为当年的留守经历，她坚持把儿子带在身边，成为“流动儿童”的母亲。

　　寒假过后，学校开学，漂流的孩子们又跟着父母从乡村洄游城里。在我国，平均每4个儿童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1.3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其中流动儿童规模7109万人，比10年前增长了一倍。

　　带上孩子去打工——黄蕊的抉择像一枚多棱镜，映射出新生代进城务工者社会心理的多重伏线：关于儿时经历的代偿，关于富足物质的追求，关于家庭观念的重塑……然而，当陌生的城市把一道道生活难题摆在黄蕊们面前，这些外来者又时常陷入“融入还是退出”的两难境地。

　　母校上热搜，她想起自己

　　带孩子、做生意占据了黄蕊的生活。2014年本科肄业后，22岁的江西姑娘黄蕊开始打工。一年后，她和老家的小伙结婚。2020年，他们带着不满4岁的儿子小宇，到义乌经营电商小店。

　　义乌是全国外来流入人口最多的县级市，黄蕊家租住在义乌北苑街道的一个小区。“这里都是同行，卖玩具、健身器材、香水、外贸衣服、饰品，把小商品放在电商平台上卖，货就放在地下室或一楼店面。”她说。

　　风雨兼程，平淡细碎，但她一直坚定地认为，把孩子带在身边是最好的选择。黄蕊回忆起在铅山老家度过的学生时代，“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到温州的皮革厂打工去了，我成长的许多重要时刻，他们都缺席，他们熟悉我，却不了解我。”

　　从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的父母，是黄蕊和丈夫的轨迹。对他们来说，义乌相比老家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城市生活，但这只构成了自己走出去的理由，至于为什么要带着孩子走出去，是因为他们想从老家带走“年少的自己”。

　　时间拨回到2008年，当时的黄蕊进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的致远中学。若不是近期引发全国轰动的“胡鑫宇事件”，这所县中在大众视野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

　　初中毕业后，黄蕊从镇上的初中来到县城的致远中学，在那里度过了高中三年。住校时，温州务工的父母半个月回来一次，尽管两地相隔不算太远，黄蕊已经比很多同学要更容易见到父母，但她还是觉得，许多时候父母和自己是疏离的。她只知道，父母出去是为了赚钱给家里。

　　“（胡鑫宇事件）让我很震惊。”黄蕊谈起这件事，言语中难掩激动，“会想到自己啊，我自己曾经就是留守儿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早在2011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编审的谭深曾表示，留守的时间、留守儿童的年龄、是母亲还是双亲外出……不同条件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心理影响在程度上各有差别。

　　同时，谭深认为，留守儿童面临的不利条件不仅是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所带来的亲情缺失，导致一定的心理、教育、健康、安全的问题，更在于各种不利结构的交织和可利用资源的匮乏。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资源上的差距，留在家乡的儿童，通常被纳入经费和资源相对薄弱的边缘化教育体系中。

　　黄蕊也曾表示，进城务工，就是想给小宇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如果把小宇留在老家，基本上也是在县城的这几所寄宿制学校就读，选择不多，环境不如城市，而且离我们很远。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是尽量把他带在身边读书好。”

　　就这样，一面是出于弥补儿时缺憾、重塑家庭观念的考虑，一面是为了让孩子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黄蕊只能带着孩子深度融入打工地的城市生活，这是一个艰难但又必须尝试的方案。

　　努力打拼，带娃留在城市

　　小宇今年已经6岁，下半年就要上小学。黄蕊担心：如果小宇被户籍门槛拦在义乌的校园之外，那么当初自己带着孩子打工的决定将变得没有意义，小宇还面临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尴尬。

　　她带着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记录去街道询问，松了一口气，“问清楚了，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本地上学。”去年7月底，黄蕊给当月家里的开支算了一笔账：儿子的幼儿园学费交了5000元，房租单月交了2042元，保险交了333元……林林总总，一个月花出12269元。靠着夫妻俩的收入和存款，三口之家勉强支撑起来。谈到收入，黄蕊有些难为情，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只能说够用，城市里消费高嘛，还带着一个孩子，花销肯定要多点。”

　　尽管平时黄蕊和丈夫刻意不把生活的压力呈现给年幼的儿子，比如，只要有空就带他出去玩，但夫妻俩肩上的负重总是会不自觉地向孩子传导。黄蕊发现，自己有时候和小宇说话会失去耐心，控制不住情绪。

　　专注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十多年的心理治疗师于晓分析称，“80后”“90后”这代留守儿童，由于儿时不曾体验过良好的亲密关系，缺乏习得建立良好亲密关系的机会，因此，当他们组建家庭、成为父母，更难在亲子关系中形成有效沟通。“如何让孩子知道父母是可靠的，如何耐心地、不带批判地听完孩子说话，可能是他们成年后要自主去努力习得的能力。”

　　如何打开孩子的心门，教他交友、处世、思考、克服逆境……对于有过较长留守经历的黄蕊来说，似乎未能像从小亲子关系紧密的群体那样，从长辈那里天然习得，而是变成了一个自我探索、不断试错的崭新课题。

　　“迁徙时代”，减少不利影响

　　社会激荡变化几十年，那些进城务工者的子女，是否真的发生了留守到流动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委员会主席杨成钢教授指出，“实际上，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也表示，“两个群体是不断转换的，他们今天可能随着父母进城，就是流动儿童，明天他们又回到老家上学考试，就是留守儿童。”

　　杨成钢表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中产生的群体，有研究者称之为“现代化的成本”。“简单来说，社会变迁越是猛烈，对传统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农村未成年人的冲击就越大，包括他们的人格培养、心理健康、生活保障，甚至是身体发育。”

　　通过研究，段成荣及其团队推算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全国流动人口——650万，“放在今天，只是一座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如今，人口流动是常态，非流动是非常态。”段成荣认为，人口流动的背后是“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无法改变的。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厘清两个群体的定义和关系，而是在于：在无法逆转的“迁徙时代”，能不能让孩子们“身心上的变动”小一点？

　　“从我个人主张来看，我认为还是要尽量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当然，这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做好保障，让他们能在一座城市扎根下来，尽量减少因流动给孩子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黄蕊、小宇为化名）

　　（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