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强 文 |

　　按照这套“中华经典通识”丛书的编撰体例，书的末尾应该有一篇“后记”。“后记”写些什么，常常令作者犯难，因为总有一些事，是与正文无关，却要在“后记”中坦白交代的。

　　大约二十年前，当时我还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就私自订了一个研究计划，美其名曰“世说学工程”。在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代，这当然是幼稚得可笑的举动，但值得庆幸的是，多年之后，这个“工程”总算没有“烂尾”，那些计划中的书稿——原本是“无中生有”的东西——竟然一本一本地面世了。

　　当然，最初的写作计划中，并没有这本《〈世说新语〉通识》。所以，接到这个书稿的邀约后，我迟迟未能动笔，直到终于顶不住出版社的各种“花式”催稿，才不得不“勇敢”开工。而在写作过程中，更是时时感受到不能超越自己、推陈出新的压力——回首这二十年，我似乎一直是在这样那样的“压力”之中度过的。

　　说来也颇奇怪，《世说新语》中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嘉言隽语，我私心最爱的偏偏是东晋名士刘惔评价江灌的那句“不能言而能不言”。这个“金句”似乎有着照妖镜般的魔力，在它的反照下，任何一个言说者和写作者都不免心生羞愧——我的感觉尤甚——唯恐“不能言而言”的结果，最终弄巧成拙，成了“不如不言”。

　　好在本书并非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通识读本，旨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层次清晰的叙述将《世说新语》做一个普及性的介绍。这么一想，算是给自己松了绑，减了压，于是，在2022年春夏之交，写作得以顺利展开。八月至十月，陆续写完引言和前四章，稿子交出版社审阅通过后，2023年年初，才又把第五章提交，至此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如读者所见，这本小书大体是牵合旧作、勉为新章的产物，虽然纲目还算有序，且自成一个小系统，但自己看去，实在很像是穷和尚的“百衲衣”，粗针大线，捉襟见肘。面对《世说新语》中的那些风流名士，难免“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之感。我所能保证的是，自己的写作态度还算诚实，内容也都是长期研究的心得，对于年轻读者而言或许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尤其是，我对《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解读，可能与前辈和时贤稍有不同。比如，在文本上常将《世说新语》与《论语》加以比照，一来是出于我在同济大学长期进行这“双语教学”的惯性使然，二来也是出于对魏晋玄学非老庄之学，而是儒道互补、礼玄双修的“辨异玄同”之学的基本理解。同时，在解读魏晋名士风流中诸如饮酒、任诞和隐逸等风气时，有意将这些最易“旁逸斜出”“收拾不住”的线索，牵扯并绾合于《世说新语》并未涉及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身上——在我看来，陶公才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

　　还有一些细节也值得一记。本书第一章本来题为“《世说新语》成书之谜”，下分三节，分别是：“书名之谜”“作者之谜”“门类之谜”，出版时责编改章题为“《世说新语》是怎么来的”，变节题为“到底是谁写了《世说新语》”“从《世说》到《世说新语》”“分门别类有讲究”；第五章本作“‘世说学’面面观”，后改为“世说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而作为引言的“《世说新语》是本怎样的书”，下设“古今绝唱”等五个小标题，出版时也在目录上“隐身”了。这些细节的改动似乎体现了作者、编者在把握文本及读者反应心理的微妙差异，仔细揣摩后，我不得不对编辑团队的细心和用心报以激赏，并深感钦佩。

　　最后，我要向丛书主编陈引驰先生、中华书局上海聚珍的贾雪飞女史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精彩策划、费心组织，也就没有这本书。责编黄飞立先生在编校中投注了令人尊敬的心力和情感，他搜求了不少珍贵而又精美的插图，并配以文字说明，使这本行色匆匆的小书倍增光彩，这让我在感谢之余，又多了一份感动。

　　《〈世说新语〉通识》，刘强 著，中华书局2023年出版，定价：5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