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访谈作家 李中林

　　20世纪40年代生于江阴祝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明朝的水缸》、笔记小说集《梧塍记》、散文集《瓦瓮里的菜园》，以及文史随笔《暨阳轶事》《荚园读抄》《祝塘九百岁》，主编有《祝塘镇志》《景阳志》《建南志》等。家有藏书3万余册，2014年获评首届全国“书香之家”。

　　一边读书，一边撰记，李中林在花甲之年后，沉浸到了自我与文学的相互观照中。他的史志书写注入了文学思辨的调性，在读书笔记里“踱”出散文的淋漓洒脱。

　　“我的文学之路贵在坚持”

　　李中林在文学圈的“初啼”在1975年3月，当时《解放日报》发表了他投稿的诗歌《罱泥新曲》。当时，非科班出身的文学爱好者能够有作品见诸报刊，不啻现今的中了彩票。“蛰居小镇，无人开导指点，退稿信跑瘸了邮递员的腿、堆满了床肚下的纸箱。发表作品之难，像是一只狐狸想修成人形，不知吞吐了多少日月精华。”多年后他如此形容那段漫长的积累和等待。

　　以《罱泥新曲》发表为时间节点，往前追溯，李中林辍学、务农、当兵、退伍，接着入中学任教，忙于送一届届学子高考，先教语文、后是历史，都是文科主课老师。他直到1994年才恢复投稿，陆续有新作发表。“我的文学写作贵在坚持，因为喜欢它才会坚持去写，过程很疲累，但结果很快乐。有了快乐，这个疲累的事情就会继续做，从20多岁至今，我一直是这样。”他感叹说，“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走文学这条路都会成功、都能发表作品，过去镇上几十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最后算把这条路走通的就两三人，多数因为各种原因搁下了笔。另一方面，我在上课时爱讲一些文学故事，学生听课就不枯燥，几十年后再遇，他们还能记得那些故事，我感到欣慰。”

　　“我的藏书影响我的风格”

　　李中林的藏书室名曰“荚园”，意境取自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诗句。“我的藏书有3万余册，以套书、全集为主，其中收藏最丰富的、可能在无锡地区难有匹敌的，是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种类达到2500种。”说起藏书，他声情自豪，“年轻时几乎每周要来无锡两趟，到南禅寺书市边看边淘，手头一有钱就买上一大包带回江阴，慢慢地家里藏书就越来越多。除了我，子孙辈似乎都没有藏书的兴趣，我准备编个书目，自费印刷后送给全国各大图书馆，希望这些书将来有好的去处。”

　　笔记小说读得多了，李中林的文学创作也带有鲜明的“笔记体”色彩，对藏书的意义体会也更深。“藏书是苏南或者说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传统。过去的书少，所以藏书非常重要，书要借着读。现在的书铺天盖地，相对古人来说藏书的意义弱化了，可如果编纂一些史志、写文章时需有引文，还是要用到原版书。”他依然信赖“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我现在主要还是读纸质书，熟悉的文学圈朋友也不乏家中有大把藏书者，看得多了融会贯通，所谓厚积薄发。”

　　“我的计划继续出版新作”

　　李中林十分推崇以黑陶、庞培为代表的无锡文坛中坚力量，认为他们在中国当代新散文、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为无锡争得了“一席之地”。他还分析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潮流会有“退潮”，但无锡文学创作者不用着急，潮水本身就是一浪起、一浪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地方政府的支持、作家群体的努力，还会让无锡文学再起高潮。我个人正在写‘读书笔记’式新作品，已有近80万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定稿出版”。

　　李中林的创作精力还投了许多到地方志的编纂上。他先是花6年时间写了约170万字的《祝塘镇志》，之后又为两个村各写了村志，字数分别达到40多万字和50多万字。在此基础上他有所创新，“譬如《祝塘九百岁》，我用史志与文学相结合的形式写，江阴又有几个乡镇跟进模仿。当地方志有了文学性的加持，感兴趣的读者增多，其内容自然更容易广泛地传播”。他还透露，记述江阴祝塘著名慈善人物事迹的《“炎黄”张纪清传记》已完稿，准备明年出版，“像这类书，光靠我个人是不够的，要和同道一起编写”。（晚报记者 何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