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阳 文｜
对于无锡人陈源而言，同样之于他的妻子凌叔华来说，看似才子佳人天作之合的婚姻，实则宛如一座无形却又坚不可摧的“围城”。他们在其中苦苦挣扎，满心想着逃离，却始终无法挣脱那束缚的枷锁。全面抗战期间，陈源前往英国，凌叔华滞留国内。隔着万水千山，两人只能依靠一封封书信传递彼此的思念。或许，那段只能借鸿雁倾诉相思的时光，竟是他们婚姻岁月里最为幸福、最为珍贵的一段日子了。
烽火岁月里的尺素相思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源、凌叔华夫妇随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1943年3月26日，陈源从重庆启程，去往美国。相隔万里的分离，就此拉开二人以书信互诉衷肠的序幕。
4月25日，凌叔华寄出首封家信。信中，她既道出独自支撑家庭的艰辛，又勾勒未来愿景：“你在千里之外也许不至于苦念家中，不久你便会为新环境新事物占去你思家之怀了。不过我还希望你能时时念到我们枯寂艰难的生活。自从你走后，我一切繁难都得肩起，例如新近我还得筹备搬家，还是搬学校的房子，以后住房一天不如一天易找……如若东方后几年仗方打得完，我希望我同小滢可以出国找你去，希望你为小滢存下一点钱，我送她去你那边，我一个人回海甸过几时田园生活也不错。”
数天后的5月1日，凌叔华再次提笔，表达思念之情：“院中马蹄莲开花，柚树亦开花，黄昏时香得恼人情思，前夕在楼上浸着这种芳香找地图，我同小滢想你该到哪里了。”
此后数月，凌叔华的信件成为生活困境的实录。6月18日，因武大教职工宿舍紧张，她被迫自建房屋，却屡遭房东刁难：“（汪大房东）已来过一次，带了军官来吓我说是卖了给他，催我搬家……侯二房东也来过一次，他软硬地说，我应了走时略给他一些东西，但他无单据可以查点，留下的只可算作人情也。我们大约七月初即搬。近日房东侯汪二人，每每来恫吓逼我们搬，苦极了！我终日须去监工，回家来又须对付此种人！”7月23日，历经波折完成搬家，她在信中吐露，不仅变卖诸多家什、花光积蓄，还因恶性疟疾病倒。
9月3日，凌叔华终于收到陈源的第一封来信，随即回信：“今天我们收到你信，真是惊喜欲狂，小滢用力推我几倒，两人抢着先看。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彼时远在美国的陈源，同样饱受思念与担忧的煎熬。由于受战争的影响，邮路并不畅通，他直至6月25日才收到凌叔华5月1日寄出的信。他在日记中焦虑追问：“从五月一日到六月二十四日，这五十多天叔华不会不写信。信到哪里去了呢？”为寄托相思，他买了一个相架，专为装妻女的照片。他还找出凌叔华所写《谈合作画》一文，略做修改，投寄给《纽约时报》。9月4日，听闻友人谈及凌叔华搬往万佛寺，他满心忧虑：“不知是否陈妈去了。如陈妈已去，搬家时一定很困难。现在过日子一定也困难。”物价飞涨的消息，更让他揪心妻女的生计。他在日记中写道：“又说米已涨到十五元一斤。我动身时只三元一斤。半年间涨了五倍。这真是与马克差不多了。幸而发米，不然真要饿死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新的一年。1944年1月6日，凌叔华致信陈源，表达思念：“今夕有些微月光，风寒如剪，晚上吃糯米煎饼时我同滢都想念你。我说今晚的饭，爹爹该羡慕我们了。吃过饭后我上了小楼给你写信，在这料峭的黄昏，不知为什么特别令人怀旧，使我想到干面胡同及珞珈山的一串值得珍惜的日子，此时回想真有仙凡之隔了！”
这份在战火中跨越山海的思念，在一封封书信里愈发深沉绵长。
困厄岁月中的出国执念
1944年3月，陈源离开美国纽约，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空军基地乘机抵达英国伦敦，出任国民政府驻英文化委员会主任。
此时，困守国内的凌叔华生活已经日益困顿。4月27日，她写信向陈源求助，直言药品和钻石戒指在国内是换钱的“硬通货”，恳请他若遇有人回国，能顺便捎带些回来“救济”。5月23日，她再次致信，详细列举金表、自来水笔、鱼肝油精等可换钱物品，字字句句透露着生活的艰难。
随着生活愈发艰难，凌叔华产生了出国与丈夫团聚的念头。10月13日，她在信中向陈源倾诉生活苦状：“这几天凄风苦雨，真是象征我们的苦恼日子。我已有半个多月未曾睡过三个整钟头觉了，白天忙碌衣食，劳苦之外加上凄惶。”为了女儿小滢的求学，也为摆脱困境，她决意变卖东西积攒费用出国。不久，陈源又从袁昌英来信中得知，凌叔华希望他能谋得加拿大、瑞士或澳洲公使一职，还托人向国民政府要人王世杰（字雪艇）说情。陈源对此颇感无奈：“这真所谓‘热昏了’。我这人如何可做外交官？雪艇也如何能荐人做公使？岂不是笑话？”但他也深知妻子的不易，叹息“兰子说叔华近来越来越瘦，也实在可怜。可是有什么方法让她们出来呢”。
11月14日，凌叔华转而向胡适求助，希望能在美国谋得职位。她在信中自荐：“我自认比一般妇女（结过婚的）努力。这十几年我未抛过我写文章的笔，也未放下我的画笔。”至于适合的岗位，“文学不论新旧我都可以担任，此外中国艺术，我也用不着惭愧，胜任无疑的……王雪艇先生曾在上海介绍我时说过：这是他知道的唯一对国画学尽最大努力的人”。最后她还说：“通伯（按：陈源）告我说，适之是最爱朋友的，他如能为力，一定不会袖手。所以我同你直说一切，望你快些代我设法。”
此后，陈源为了妻女出国之事，与王世杰、杭立武、朱家骅之间多有信函往来，但进展并不顺利。1945年6月23日，凌叔华致信陈源，再次提到出国之迫切，质问陈源不上心。信曰：“你每次对于我提出一个问题或计划，总爱往坏处着想。这是什么缘故？你想：我不是道地傻子，也不能算坏人，我不是不懂人情世故，为什么我会如此糊涂呢？我几时教过你做过假吗？几时教你占过人家便宜吗？你也该记得，我这十几年来为了你的院长缘故，自己吃了多少亏……你常说的一个人坏不是一刻坏起的，难道我现在会变成这样卑鄙无聊？你太小看人了。说老实话，别人看不起我，我可以原谅，你竟会如此小看我，我不能原谅你。就说我现在想到出国也不是我的非分妄想，多少阿猫阿狗不成材的人都可以去，为什么我这个像个样的中国人却不许去呢，况且我想去的原因，完全还是为了你的女儿！”
很快，日本无条件投降。凌叔华忽又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只想回到北平重塑生活。9月13日，她致信陈源说：“日本已投降，我们着急去北平比去外国的心更甚……许多人还会以为我要到国外享受去呢。若不是乐山这一群人的压迫，若不是我怕小滢变得怪僻，我也老不下这份脸子去求人。”
转过年来的1946年，凌叔华出国之事始终不定。1月，陈源两度致信女儿小滢，催促她们在出国和去北平之间尽快做决定。终于，到了7月9日，凌叔华和女儿抵达上海，等待船期。彼时，凌叔华经济窘迫至极，她回忆：“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我同女儿走进饭铺，一看墙上价钱，菜饭一碗七千元，加肉二片三千元，我看看手里提的钞票袋子，常常扭头便走。有时女儿嚷饿不肯走，只好让她一个人独自吃饭，我坐在一边等她吃。”最终，9月2日，凌叔华在上海登上轮船，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
三百英镑掀起的情感波澜
对陈源和凌叔华而言，即使相隔万里，性格与观念的差异依然能掀起激烈的情感波澜。1945年的一桩房产交易，在夫妻两人之间掀起了一场风波。
1945年，远在伦敦的陈源把三百英镑借给了一位英籍华牧师，用于购置一处小楼，并在信中告知了凌叔华。在凌叔华看来，这却是丈夫“毫不为家庭打算”的铁证。她去信质问：“她目见我在此拍卖东西，许多人帮忙，自己疲乏得不成样子，结果只有三十万，恐怕连家中所有都出卖光了，也到不了三百镑钱，现在也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了，还不到百镑之数。我们先日又拍卖了两天，加入别人家的拍卖，把余下所有布类卖光了，只合到六万元，可是我同小滢站了两整天，前后几天不得好睡，还得东谢人家，西谢人家。六万元只合到二十五镑钱，你看惨不惨……我们与华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关系，也只是泛泛之交，你就能如此大方借与人钱，却毫不为我们打算！（你自己生活一切当然比我们好得多了）你似乎还很爱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为她打算一点呢？”字字泣血的控诉中，满是对丈夫“慷慨之举”的愤懑。她最后甚至用《儒林外史》中散尽家财的杜少卿作比，暗示此举的危险。
二十天后，陈源才收到妻子的长信。面对凌叔华的愤怒，他只是在日记中简单记录：叔华“对于借钱给华家很不高兴，把他们Micawbers（喻为‘坏人’），说将来如何能还”。他或许早已习惯妻子的激烈反应，没有回信做任何解释。其实这并非单纯的“借钱”，而是他与华家共同出资“拼房”。他此次添置资产，无论是自住、出租，还是等待妻女团聚，都有着长远考量。
最终，这桩房产交易因其他原因未能办成，而它引发的争吵，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两人婚姻中长久存在的沟通障碍与观念分歧。
1946年11月，凌叔华抵达英国，与丈夫重逢。然而，三年多的分离，并未消弭隔阂，两人的婚姻很快又回归到以往平淡却疏离的状态。那封充满火药味的信件、那场跨越重洋的争吵，只是漫长岁月里的一个小插曲，却也无声诉说着这段婚姻难以言说的复杂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