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阳 文｜
今年7月30日，是钱穆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日。1912年，18岁的钱穆以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为起点，开启了自己在无锡乡间小学十年的教学生涯。此后，从荡口的鸿模学校，到梅村的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再至后宅的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钱穆的“乡教十年”，正值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型的关键期，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萌芽到爆发的十年。作为身处无锡的青年教师，钱穆既被时代浪潮推向思想革新的前沿，又在传统学术根系与现代思潮冲击之间艰难寻觅，成为近代中国知识青年在文化转型期的典型缩影。
迎新：
拥抱新文化的时代姿态
钱穆的故乡无锡，因沪宁铁路贯通而成为新旧文化交汇的前沿。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新青年》被摆上了书铺的柜面。钱穆回忆：“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热点，钱穆通过撰文的形式积极参与讨论，展现出鲜明的“迎新”立场。从1919年年末起，钱穆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研究白话文之两面》《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等文章，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等文章。细绎这些文章的内容，钱穆表达的意见主要集中于“国文该如何教”这一问题。
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主张推翻旧文学、建立白话文。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中国传统文风提出疑问；钱玄同更是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激进口号批判旧文学流派。1920年，钱穆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也批评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常有求“私人利禄地位之臭味”，又爱“虚张卫道之旗”，字句间皆有“富贵骄汰之气”，直指桐城派古文“空论史籍陈账”“弄巧酬俗”的流弊。钱穆的观点虽然不及“五四”健将们那般激进，但在反对将古文经典神圣化方面与他们有着相近的旨趣。
1923年，钱穆发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国文教学“绝对应该取‘迎新’的态度，而不应该‘恋旧’”。他说：“理想中的高级中学校的国文教材是一部完全新文学史中重要的史料。”“抱新文学者的态度的国文教授应该使学生有迎新的态度，而进层有创新的能力，这才是他的成功。”对于南开学校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展开的“读经”，他表达了极不赞成的态度，说：如拿着“圣”“经”两个观念来读古书，“我是绝对否认的”。这些观点，展现出他与新文化派同步的批判精神。
在教学实践中，钱穆积极尝试白话文的教育改革。他组织学生到郊外采风，命学生留意松间风声、观察梅雨，又令学生“各述故事”，用白话文写作。这种“从生活中找素材”的教学法，暗合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也体现他对“文学革命”的实质响应。这一教学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如是半年，四年级生毕业，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
就治学重点而言，青年时期的钱穆最初以古文辞为主。但是，从1920年起其治学重点逐步偏向于子学和理学。他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就是他在此后阶段研究子学的成果。那么，他何以舍古文辞而转向子学？“五四”期间，他对“古文”作如此明显的批评，正是其中最深层的原因。不过，后来，他对古文的态度又有了“反正”。1953年他在《宋明理学概述》所撰序言中，提及在乡教时期受三兼小学秦仲立鼓励而“留心于文章分类选纂之义法”，后“于是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遂看《传习录》《近思录》及黄、全两《学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经》，治先秦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订训诂”。此后，他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上溯先秦《五经》与诸子百家，下探清代学者的考订训诂之学，构建起贯通古今的学术体系。
耄耋之年钱穆曾经有过一段坦诚的“夫子自道”：“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寥寥数语，道出了他早年“迎新”取向的缘由。
守正：
对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反思
与胡适、陈独秀等激进派不同，钱穆的“迎新”始终伴随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对“全盘西化”的警惕。胡适在说到中学古文教材的选择时，提出“第一年级读近人的文章，如梁任公、康有为、章太炎、章行严、严几道的散文”。钱穆对此并不苟同，在1920年的《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中予以反驳：“严（复）译诸书故走僻涩，一不宜，章太炎文亦有之。……梁任公文多空套，太冗长，三不宜。报章杂志此病多有之。最近新文体中嘲笑谩骂，意主争论，以应教授文学之选择，四不宜。因时因人立论之文，事过境迁，以入选材，恐滋误会，五不宜。浅显平常之作可以浏览，以入教材，六不宜。”在1924年的文章《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中，钱穆的观点有了调整。他说：“各级国文，除精读选文外，每学年由校指定课外读书一种，为共同之研究。……前期第一年读《论语》，第二年《孟子》，第三年《史记》；后期第一年《左传》，第二年《诗经》，第三年诸子，规定老、墨、庄、荀、韩、吕、淮南、小戴礼、《论衡》九部，由学生选其一部或两部。”
钱穆这种对新文体流弊的清醒认知，源于他对传统文学审美特质的深刻体认——
他回忆：“又一日，余选林纾《技击余谈》中一故事，由余口述，命诸生记下。今此故事已忘，姑以意说之。有五兄弟，大哥披挂上阵，二哥又披挂上阵，三哥亦披挂上阵，四哥还披挂上阵，五弟随之仍然披挂上阵。诸生皆如所言记下。余告诸生，作文固如同说话，但有时说话可如此，作文却宜求简洁。因在黑板上写林纾原文，虽系文言，诸生一见，皆明其义。余曰：如此写，只一语可尽，你们却写了五句，便太啰嗦了。”他以林纾文言改写学生白话作文为例，指出“说话可啰嗦，作文须简洁”，揭示文言与白话在表达功能上的本质差异。
钱穆还以白话文编写历史教科书，尝试以通俗语言重构历史叙事，但仅完成五课便戛然而止。这种半途而废，既非保守，也非趋新乏力，而是出自他的自觉审慎——他意识到白话文难以完全承载传统史学的义法精神。
对“新旧之争”，年轻的钱穆就持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就在那篇表明鲜明“迎新”态度的《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一文中，他指出：“新文化不是‘发生’在最近的五六年，他有他二千年来文学史上的根据，而为一种自然的趋势。”他将白话文运动视为中国文学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与传统割裂的断裂式革命。后来，钱穆在其名著《国史大纲》中强调中国历史存在“演进”之趋向，却也存“连续”之认同。这一理念，早在他“乡教十年”阶段已埋下思想伏笔。
调适：
对学术取向的新旧融合
“乡教十年”，同样是钱穆学术的奠基起步之期。这一时期钱穆对于学术路向的探索，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新旧融合的探索。
钱穆效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早晨读经籍诸子，如《易经》《尚书》等较艰深者为精读，晚间治史籍如《汉书》《资治通鉴》等为泛览。下午课余读诗文集，如《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等为转换与发舒”。但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对《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新书杂志的涉猎，“其他不成整段之时间，乃至每日上厕苟有五分、十分之空隙，则浏览新书杂志及旧小说笔记等为博闻”。这样的阅读，暗合“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传统为学之道。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他与学生的互动：既鼓励学生用白话记录生活，又以文言名篇示范文字精练之美；既允许学生赴乡村演讲传播新思想，又在课余为他们讲解传统古籍的义理。后来，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论述中西文化的特性及对待态度之时，指出：“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的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文化。”这种“会通”思想，最初的启蒙或许就来自于当初他这种“双线并行”的教育实践。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钱穆在这一阶段也呈现出“会通新旧”的特征。1918年钱穆撰成其生平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此后又于1924年撰成《论语要略》，在这两部作品中钱穆以明确的思想史、儒学史视野解读《论语》，试图重新回归孔子之本真，体现其“兼采汉宋”的治经路径。在乡教期间，他系统研读清代孙诒让《墨子间诂》，既折服于乾嘉考据之严谨，又“逐条改写孙解之未惬意”，撰述《墨经闇解》（闇àn，晦暗的意思），初显“考据与义理兼重”的学术风格。他说：“余之游情于清代乾嘉以来校勘考据训诂学之藩篱，盖自孙氏此书始。”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其中年以后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守护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无论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学“内在理路”的发掘，还是《文化与教育》对“全盘西化”的批评，皆可视为乡教时期对新文化运动的“迎新”与“守正”的延续。回忆起当年，他不由感慨：“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钱穆的乡教岁月，是一代知识青年在“古今中西”困境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缩影。他既非固守旧垒的遗老，也非决裂传统的狂飙派，而是以“日知其所无”的开放心态吸纳新思想，同时以“温故而知新”的定力守护文化根脉。从无锡乡间的小学讲台到北大的学术殿堂，钱穆始终在做一位文化转型的“摆渡人”——他的价值，或许在于证明传统与现代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在创造性转化中实现“旧邦新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