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隽

　　草帽是村庄写给我的第一篇日记。

　　这么说，是因为我想写本书《农具日记》。写一写我嗷嗷待哺时那些朝夕相处的农具，写一写我蹒跚学步时那些踢脚倒板的农具。草帽的开头写：草帽，织草为冠，在乡下家家户户都应该有的，人人一顶，是最为“阴柔”的农具。

　　这样写，恐怕当下的年轻人不理解。草帽是农具？它不就是夏日戴在人们头上的遮阳帽吗？遮阳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扮美，是俊男靓女的出街必备。

　　只能说我比他们要略好一点，我这人虽四肢不勤，但五谷还能分得清楚。我大概可以叫出十几二十几种农具的名称，其中少数也曾使用过：草帽、斜凿刀、竹篮、镰刀、扁担、箩筐、筛子、簸箕……其他如锄头、铁耙、铁锹、粪桶、连枷、犁之类，只目睹大人用过，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小时候，我真喜欢戴一顶草帽。总是觉得，只有在自己的头上戴一束草木，人才能完全融入村庄的呼吸中。草帽是我眼里的云朵，从场头一直移动到田头。新旧程度不同的草帽，在阳光、雨水和时间的打磨下，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色泽。男工戴着草帽挑稻去场上脱粒、挑秧去田里栽插，赤足奔走，步子沉重，那肩上汗浸担压，皮红肉肿、将破未破，草帽贴着头的部分被汗水浸湿了一遍又一遍，发着油亮的光。女工戴着草帽莳秧，弯腰弓背，双脚深陷在泥水里，双眼盯着眼前，一手分秧一手插，那水也发烫，光也刺目，草帽上下翻飞，晃得人心里喊疼。

　　母亲带着刚断奶的我下地，我玩累后睡着了，草帽就盖在我的脸上，挡阳光，也挡蚊虫。在我们村里，哪个婴孩没有在草帽的遮挡下做过甜美的梦呢？

　　平时，草帽就挂在堂屋的墙上，或者门外的柱子上，有的随便扔在墙角。除了草帽，还有大大小小的农具，跟我们挤在一个屋檐下，五六把镰刀，有时被放在窗台上，有时被放在天井里，有时干脆被斫在门口的木桩上……总而言之，图的是方便，用时可以顺手拿到。大小锄头好几把，在农家，锄头比能使锄头的人还多。铁耙通常一个劳力备着两把，替换着使。粪桶、粪勺、连枷，沾上一些泥、一些草屑，挤在柴堆里，一起接受蜘蛛网的覆盖。扁担、簸箕、竹篮、麻绳等，清清爽爽地待在高处的墙上。我还在竹篮里看过一窝麻雀蛋，母亲不让动，那只竹篮就被麻雀一家长久地霸占着。

　　我们当然是善待它们的。晚上睡觉之前，有时父亲，有时母亲——他们总要到砖场上转一转，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收进屋。很多时候，他们会把遗忘在外面的一顶草帽抓进屋来。

　　为了防止草帽遗失，大人们在草帽上写上名字或做上记号。如果草帽丢失了，我们要到处寻找。有时候，为了寻找一顶草帽，我们要走很多地方，屋后菜地边的香樟树上有没有？水塘那里呢？莫非在猪圈里？……没找到，父亲生气，乱骂一通，母亲也不高兴，逼着我们姐弟几个再找。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是在灶间的草把里躺着。

　　草帽是从街上买回来的。那时候，买一顶草帽要花两角钱。两角钱买的盐，我们一家人可以吃上十天半月，买火柴的话，差不多可以用上半年了。所以，草帽丢了，我们肯定要把它找回来才行。

　　找到丢失的草帽，我们心里真是喜悦，就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一样。

　　村庄不能没有草帽，好像缺少草帽的点缀，村庄就失去了最原始的纯真。乡下人也执拗地认为，不戴草帽的庄稼汉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汉，至少缺少了对原野的崇拜和对劳动的敬畏。这种观点其实很容易被论证。举个例子，如果哪天谁家的田地里出现了没戴草帽的年轻姑娘或后生，看见的人总会说：“瞧，谁家的亲戚来晒日头了。”这意思其实是说，不戴草帽的人并不属于村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田间劳作的人必须有一套标配：布鞋、草帽、布衫。我曾经幼稚地认为，布鞋是脚板与泥土的亲密接触，属于下；布衫是身体与空气的一次执手，属于中；草帽则是脑袋与日头的一次交流，属于上。是这上、中、下一套行头撑起了过去乡下人饿不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