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明

　　小时候，我特別爱看小人书。就是64K本的连环画。开始我只看图，不看文字。那时我大约两三岁的样子，还不识字，甚至分不清“学堂”“混堂”分别是什么意思。

　　上学后，家里关不住了。我们泗堡桥是造船出名的地方，与荷叶村隔着一条“转河”，就是围绕荷叶村转的一条河。河里和河边的广场上，都歇满了要修的船。小时候最喜欢“跳船头”，就是从这条船跳到另一条船上，这样，调换几条船，不必走泗堡桥，就从岸的这一边轻而易举到了彼岸。荷叶村上有许多同学，可以相约白相。游泳是大人绝对不允许的，光“跳船头”就令母亲日夜担忧。所以，每到寒暑假，母亲主张我看小人书打发时间。

　　那时北柵口有一个“铁索馆”，馆里有个管“香火”的中年男子，每天下午肩头扛了一大捆书，穿街走巷，边走边喊：“租小人书呵！”书夹在两块木板中间，用麻绳捆紧。一般一本书租金一分钱，可以看整整一天。租两三本，和小朋友交换着看，常可看到十本以上。母亲为了把我留在家里，每天给我几分钱借小人书看。开始我还不识多少字，但小人书确实给了我启蒙教育。我很小就知道“季札挂剑”“范蠡与西施”“孔子七十二门生”等故事。电影连环画《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还有《戆阿毛》《王先生到上海》等等，我都反复看过。我最初的“借书”，准确地说是“租书”。

　　真正借书是后来的事。我小时候，无锡市图书馆在公花园斜对门，正中有一座方方的白塔，塔的四面都有一只大大的钟。那时的图书馆是独门独户，北边一条街，南边一个院子。记得第一次上图书馆，在朝北的门下踏上几级台阶，偷偷推门进去，里边静悄悄的，干净又舒适。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座圣殿。当时我还小，羡慕别人坐在里边读书看报，瞧一眼，赶紧退出来，生怕大人来撵我。

　　大约到了三四年级，我凭学生证在市图书馆领到一张借书证，高兴得像吃了喜鹊蛋似的。第一次借了两本书回家，其中有一本是《静静的顿河》，还是第二册，很厚。我不管，越厚，看得时间越长。那时还没有电灯，看书点的是油盏头，里边放点油，置两根灯草。光线太暗，我又是近视眼，头尽量往前伸。“滋”地一响，就发出一股浓烈的焦臭气。头发被烧着了！头马上缩回来。小时候我的前边头发总是短一截，谁也不知是看书被油盏火烧掉的。

　　后来，北大街、中山路上开了几家新华书店。书店的书当然不能借，但可以站在书架旁边读。这就开始了我站在新华书店读书看剧本的经历。记得有套《华东戏曲丛书》 ，我把这套书的戏曲剧本读了个遍。我记得有《西厢记》《盘夫索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庵堂认母》，还有后来成为我剧本创作指导老师的叶至诚写的《走上新路》。书店还有许多“戏考”，里边全是唱词，不知怎么会吸引我。许多孩子说看不懂，我却能看懂。不仅懂，还常会想：这个剧本搬上舞台，应该怎么演。

　　到了初二，我就为同班同学导演了乔羽创作的《果园三姐妹》。我们的排演，引起了当时无锡社桥头“华东艺专”师生的注意，专门派导演系的高材生来协助加工提高。我只知道华东艺专是个培养戏剧、绘画等专门人才的大学，大约后来与上海戏剧学院合并了。《果园三姐妹》排成后，在三星戏院作为学校春节联欢会的节目演出，大受欢迎，后来，还先后被邀请到丽新厂、协新毛纺厂等单位巡回演出。以后我走进剧团，与那时喜欢读剧本、参加排戏不无关系。

　　我的老师叶至诚，人称“金陵藏书状元”，他给我许多读书的方便。我可以到他的书柜里随便拿书看。这样的待遇，叶至诚老师只给两个人：一位是田汉的女儿田野，她曾演过《文成公主》，另一个就是我。

　　借别人的书，必须非常爱惜。我常常拆一本画册，为借来的书包上封面再读。书是损耗品，看的人多了，常会破损、掉线。近期我向朋友老刘借了本《蒋月泉传》，蒋月泉是评弹泰斗，我找了几家新华书店没有买到此书。老刘答应借给我看，谁知看了三分之一，中间一小叠从整个书中滑了出来，我急坏了，后来请人用了最好的胶水把它修复了。

　　还有一次借了区机关干部小缪三本书，看着看着，习惯性地用红笔在书上画了线。等我发现这是借的书，已经画了大半本。我想买一套赔给小缪，一时又买不到，只能如实打电话告知，对方连说“没关系”，令人感动。

　　自从有了买书的能力，我就从一名借书者变成了“被借书者”。常常有人上门借书，我当然欢迎。我常想起自己朝思暮想欲看某本书而不得的痛苦，所以有人借书，我总尽量满足。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是装风雅，拿去了根本不看；有的是懂读书的，知道什么书有价值。这两种朋友，都有几位“只借不还”。《胡适文存》《巴金随想录》《庄子注释》……一些整套的书，如今缺了一两本，令人遗憾！

　　尤其讨厌的是，借作者签名版图书，最后不还了，说找不到了。所以，逼得我只能学叶至诚老师，书柜玻璃门上贴白纸，上写“概不出借”。当然，像小缪、老刘那样守信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