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军

　　母亲叫杨霞桢，没有上过学。“霞，是云美丽的光彩；桢，是坚硬的女贞木做的柱子。”她听人讲了一遍便记住了，并学会了用繁体字写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名字似是她的宿命，她嫁到潘家后真的成了我们家坚强的支柱。

　　母亲是个能干人，善动脑，能吃苦。她对人和气，“请”“对不起”等敬语和自我检讨不离口，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在长安桥地区远近闻名，因为父亲是老大，周围的邻居都尊称母亲为“大嫂嫂”。

　　父母刚结婚时，父亲才接过爷爷的破旧肉店，每天到猪行将杀好的白条猪分销。销量不大，收入十分有限。逢年过节猪行不能满足供应，跑掉不少生意。母亲看出了门道，请人在乡村采购生猪，自己屠宰，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接着又发展厂企客户，扩大销售。后来又烧熟肉、酱排骨扩大经营。母亲的改革举措得到父亲的支持，经营不断扩大，但他们也就更加辛苦了。杀猪一般在清晨三四点钟开始，宰杀、烫毛、刮毛、开膛，收拾到五点多，冒着热气的白条猪就上墩头了。

　　母亲一辈子生养八个孩子，只有在生大哥时坐了一个囫囵的月子，以后每一次生育都只休息三天，第四天就开始干活了。母亲属鸡，她说：“鸡都懂搜捜吃吃，人生着两只手就是干活的，活要靠自己找。只要肯干，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正因为母亲勤劳肯干，才让我家跨过了一个个难以逾越的坎。

　　在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公司精简职工，父亲是干部，带头让母亲精简。那时有五个孩子在上学，靠父亲50多块钱工资一家人怎么生活呢？母亲就做起了蔬菜小买卖。夏天卖番茄、冬瓜、豆瓣、西瓜，冬天卖山芋、萝卜。蔬菜瓜果的运输量很大，母亲有高血压，而且是“解放脚”，但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她挑起就走。

　　炎夏是豆瓣旺销的季节，母亲一放下晚饭碗就抓紧时间，手口并用，左右开弓，不停地剥豆瓣。天气炎热，母亲身高体胖，浑身大汗淋漓，整件衣服被汗水紧紧地贴牢在身上。她让我在她背后的衣服里塞进一把蒲扇，汗水顺着蒲扇的叶脊滴滴答答直往下淌。她从不叫苦叫累，更不会埋怨，她说：“埋怨是无能的表现。要过日子就得出力流汗。”

　　那时邻里关系都很亲密，哪家包了馄饨，烧了菜粥、菜饭等大家都端来送去。母亲总是把端给邻居的放在第一位，关照大家送邻居的馄饨一定要肉多馅饱，菜粥菜饭里要多盛点排骨、咸肉之类。“宁可自己少吃几口，不可亏待人家！”“铜钿银子用得完，邻里情谊用不完。”母亲的话很简单，但都富有哲理，而且是她自己在生活中感悟到的。

　　母亲性子急，做事道地。有时上了床突然想起了什么，非得马上起来把事情做完，要不整晚睡不着。她甚至嘱咐我在她死后为她穿衣服时不能光顾拉平前面，后面也要拉平，要不到阴间她也会觉得不舒服的。我开玩笑说：我不光把前后拉平伏，还一定问你舒不舒服，到时你可得回答我噢！

　　母亲最高兴的事是让我为她洗脚，剪脚趾甲。她舒舒服服地坐在藤椅上，两脚泡在热水里，身子靠在椅背上。我坐在小凳上，膝上铺着浴巾，准备了个热水瓶，随时续热水。母亲曾缠过小脚，脚趾的骨头变形了。虽然“解放”了几十年，但骨骼已恢复不过来了。趾甲又厚又硬，还长进肉里，把脚趾挤得生疼。只有用热水浸泡久后，用鳑鲏剪刀花大力气才能剪动，有时还得用修甲刀伸进脚趾去削、掏。她的脚垫又厚又硬，必须热水浸泡后用刀一层层慢慢扦。每次抚摸着母亲变形的脚，我总有千般感慨，万般疼痛！我说：妈，你这样的脚，挑一百多斤的担子走路真不容易！母亲说：我不每天这样过来了吗？

　　每一个子女都是娘的牵挂。我家八个兄弟姐妹，有六个在外地。每年春节前，外地的哥哥姐姐像候鸟一样飞回无锡的老巢。困难时期买青菜得凭卡，买豆腐百叶得凭票，连蜂窝煤也得凭计划。为了迎接子女回家过年，母亲想尽办法把票证积聚下来，尽可能留到过年用。春节是母亲最高兴也是最忙碌、操心的时候。孩子难得回家，总得尽可能吃好点；节后纷纷离巢时还得准备点咸鱼、咸肉，带点土特产。为这些，母亲没少动脑筋，她总提前几个月默默做着准备，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留给子女。节后送走一个个儿女，洗完一床床被单才满足地说：“又一年过去了！”春蚕到死丝方尽，那是蚕的本能；为儿不辞千般苦，那是娘对儿女的情怀！

　　忙碌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在她90岁那年永远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她全身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拉得平平整整，可是她再也不会回答我是否感到满意了！望着安祥躺着的母亲，我泪流不止。